本文作者為：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國際公司稅改革獨立委員會聯合主席。Tommaso Faccio，國際公司稅改革獨立委員會秘書處主任。
從G7領導人宣佈一項開創性的跨國企業利潤稅收分配協議以來，已經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這項突破性成果是在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包容性框架的支持下，進行了長達數年的緊張談判後實現的，該框架隨後也於當年晚些時候通過了同樣的協議。
協議已不如以往，美國率先拒絕通過法案
該協議的目標是在限制通過避稅天堂轉移利潤並限制以鄰為壑的吸引外資政策，規定企業無論在哪裡經營，都需要繳納15%的全球最低稅率。協議還要求「全世界約100家規模最大、利潤也最高的跨國企業向各國額外納稅，以確保這些公司無論在哪裡經營並獲取利潤，都能實現以公平的份額繳納稅金」。協定的目標就是迫使亞馬遜和谷歌等科技巨頭，根據其商品或服務銷售所在地而向各國繳納更多稅款，無論它們是否在當地有設置實體機構。
但該協議背後的共識似乎正逐漸消退。儘管歐盟和其他經合組織成員國已開始落實商定的全球最低稅率，但美國國會去年卻因為擔心會使美國公司陷入競爭劣勢而拒絕通過這項法案。根據通脹削減法案規定，美國轉而選擇向連續三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徵收15%的替代性最低稅，但這項標準只適用於一小部分美國跨國企業。
此外，該協議的另外一項核心規定，就是要將大規模跨國公司的一小部分利潤重新分配給協定簽署國的機制，這同樣需要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多邊協議。但批准任何條約都需要得到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因此這在美國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共和黨人已經明確表示，他們將反對任何對美國跨國公司徵收新稅的機制。
跨國企業繳更低的稅，勞工卻要繳更多稅來彌補損失
但即便正式的多邊協議並未生效，更多國家也可能單方面採取數位服務稅等2021年框架所不允許的其他措施，哥倫比亞和坦尚尼亞不久前就採取了這樣的措施。南半球國家迫切需要開闢新稅源，而且許多國家已經認定，兩年前談判所達成的解決方案絕大多數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關注發達經濟體及其跨國公司的利益，而並未充分解決他們的憂慮。目前，該協議在全面實施領域缺乏進展又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信心。
這種挫敗感如此強烈，以至於非洲國家已經向聯合國提出了一項決議，聯合國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就國際稅收問題啟動新一輪政府間的談判。與此同時，哥倫比亞、巴西和智利組織探討了共同的地區策略。
實行這樣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根據目前的規則，跨國公司可以在低稅率司法管轄區登記收入，藉此來輕鬆逃避繳納公平份額的稅金。因此，政府嚴重缺乏稅款，而且每年的規模高達2400億美元；而當地的企業則必須面對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為跨國企業可以比它們繳納更低的稅金；而收入相對固定且審計相對容易的勞工則必須在各國試圖彌補其收入損失時繳納更多的稅金。
現行稅制對發展中國家不盡公平
2021年協議旨在結束這一切，但到談判結束時，該協定卻已經被嚴重淡化，很難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額外的收益。
例如，最低稅率本來應該是通過一套相互關聯的規則來執行，以確定哪個國家有權對跨國公司繳納低稅收的部分利潤徵稅。但實際情況卻是，上述規則的排序確保絕大多數收入歸屬於多數為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母國，不然就是歸屬到愛爾蘭、瑞士和新加坡等避稅天堂，它們僅僅是將極低的稅率提高到15%而已。
從沒有最低稅率到實行15%的最低稅率，這個世界似乎取得了進展。但總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如此低的最低稅率將成為新的標準，從而導致旨在提高稅率的改革最終會降低門檻。由於發展中國家相對而言更依賴企業稅，因此不難預見，它們將成為利益受損最嚴重的群體。
例如，指導稅收權利重新分配的規則僅僅適用於少數跨國公司，而且只適用於其中不到 四分之一的利潤，而同時絕大部分的利潤仍需要遵循現行的轉讓價格制。但鑒於幾乎所有司法轄區所報告的公司利潤都已經涵蓋了資本及利息成本扣除，因此，進行如此劃分的理由目前看來並不充分。上述收入都是來自於跨國公司全球經營活動的純利潤。
專家建議進行全球稅改
因此，2021年協議不僅誤解了企業利潤稅背後的經濟學，而且在發展中國家正面臨能源、糧食和債務危機等完美風暴之際，幾乎未能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任何收入，而進一步加劇了全球不平等。各國正自行其事的現實證明了當前共識的脆弱性以及進一步改革的必要性。
富裕國家有阻撓發展中國家在塑造國際遊戲規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歷史。僅僅賦予南半球國家的代表在談判桌前的席位還遠遠不夠，重要的是其他談判者也必須傾聽他們的憂慮並做出有意義的回應。世界領袖應該關注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並同意進行更具包容性的新一輪談判，來實現更公平、可持續性的全球稅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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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林伶潔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