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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作者，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
6月29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大學招生採取具有明確種族意識的「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違憲，這一判決加劇了美國關於特權和社會流動性的論戰。這類議題的核心是那些菁英大學，呼籲高等教育應更包容開放的倡議者對此感到失望可以理解，但我們同樣能理解亞裔美國人為何興高采烈，他們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等學術機構的招生過程中受到歧視。
無論如何，現在我們有機會思考如何以更徹底的方式解決美國頂尖大學顯然有問題的招生制度。現行方式有很多弊病。
哈佛、耶魯、麻省理工教授接力批評「菁英體制」
首先，有錢金主和校友的子女佔了許多令人垂涎的名額，也沒有人費心否認這種「傳承錄取」（ legacy admissions）的動機在於增加募款和學校資產。
此外，雖然菁英院校根據需求提供獎學金，也承諾提升包容性，但和錄取程序較不嚴格的公立大學相比，它們對社會流動性的貢獻仍相當有限。正是公立大學為白人和缺乏代表性的少數族群提供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院校錄取更多社經背景弱勢、不太可能進入頂大的美國人。
現行招生制度允許校方在缺乏透明度、無須受到究責的情況下做出重大決策，同時給予課外活動過高權重，這顯然是在賦予中上階級兒童更多特權。
那麼，什麼才是有意義的改革？「抽籤入學」（admissions lotteries）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點子。這個想法一開始是2000年代初時心理學家史瓦茲（Barry Schwartz）提出，不久前哈佛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又在新著《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中支持這個方式。
除了桑德爾，耶魯大學法學教授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最近也針對這個主題出了一本書《菁英體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這兩本著作都廣泛批評了「菁英體制」，指該制度為成功者塑造「享有某種權利」（entitlement）的感覺，同時為那些沒有成功的人創造某種「失敗感」。他們也對「偽菁英體制」（faux meritocracy）提出警告，即用個人價值與優點掩飾真正導致成功的因素，例如社交網絡、人脈和財富。
現行體制並不比「抽籤入學」更公平合理
然而，菁英院校所有招生名額都改用抽籤同樣是一種錯誤。畢竟它們都是頂尖的研究型大學，讓表現最好的學生和最優秀的研究人員待在一起，並保持卓越學術風氣，顯然符合社會利益。
儘管如此，我們仍可考慮採用「混合抽籤制」（hybrid lottery system），具體做法是根據SAT/ACT（目前美國採取的兩種標準化大學水準能力測驗）等指標將申請者分為三組。第一組是不合格組，第二組是該校目前錄取分數的前10%，第三組是可接受分數範圍內的後90%。第三組人數可能是招生人數的5-10倍，所以可以透過抽籤縮小規模。
抽籤本身並無不公平之處。第三組申請者之間的學術能力差異通常很小，因此錄取標準往往取決於申請者是否是運動員、課外活動表現是否出色等其他因素，這些標準就跟抽籤一樣武斷。
抽籤還能以透明方式幫助出身貧寒的申請者，例如為父母屬於低收入戶、來自低收入郵遞區號地區或農村的人增加權重。在美國「居住隔離」（residential segregation）是一個日益嚴重且證據愈來愈充分的社會問題。但是，如果頂大錄取低收入郵遞區號地區的學生的機率大幅增加，許多中產階級家長搬到高收入的郊區前會再好好三思。
然而，由於對抽籤機率進行加權也無法使錄取天平平衡，我們還應考慮實施另一項額外措施：為低收入地區學校的優秀學生自動提出申請。如此一來，弱勢地區的高潛力候選人就不會像現行制度常發生的那樣，單純因為沒有勇氣申請名校而失去入學機會，
屏除各校招生不透明又權力專斷
抽籤將為頂大帶來更多元的學生組成，因為抽籤組的經濟和種族背景更具異質性，就像中等院校現在的情形。抽籤制也會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評估菁英體制，因為它能削弱來自富裕地區和家庭的孩子天生注定成功這種自大想法。有些學生會被錄取，更多人則不會被錄取──如果不告訴錄取者他們屬於第二或第三組，這麼做會更有效益。
最後，混合抽籤制還能屏除招生委員會不透明又專斷的權力，對那些最菁英（也最昂貴）學校的附加價值的評估也會變得比較容易。史丹佛（Stanford）、普林斯頓（Princeton）等大學收取那麼昂貴的學費是否真的「合理」？我們將能回答這個問題。
如此激進的改革自然會遭遇強烈反對，尤其是那些想要透過人脈、課外活動和補習拿到頂大入場券，以及搬到資源充足高收入地區的家庭。由於擔心失去校友捐款，某些菁英院校可能同樣會反對這樣的改革。不過，他們是真的需要更多捐款嗎？
無論如何要打破現狀，或許只需要一兩所大學在政府引導下能夠率先實施新制。舉例而言，聯邦提撥資金和其他補助的條件，可以根據學校是否充分代表來自低收入家庭和地區的兒童來決定。現在是美國高等教育採取新思維，大膽展開行動的時候了。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