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包括中國在內，各國逐漸走出新冠肺炎疫情，世界進入後疫情時代，雖然經濟回復的速度因為2022年2月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導致能源與糧食問題，而受到了若干阻礙，但各國多預期經濟動能會有所提升。只是當中國從Q1（4.1%）到Q2（6.3%）所回報的經濟增長數字非常不OK後，國際上過去認為中國經濟在後疫情時代將會出現報復性反彈的樂觀預測，也紛紛改為悲觀預期，並開始分析中國經濟疲軟現象背後所呈現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不尋常地在四月與七月接連召開會議討論當前經濟形勢與經濟工作，在其中也承認現在面對「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等問題 。
接著是看到青年失業率超過兩成的恐怖數字，還有中國北京大學教授根據研究結果，認為青年失業率實際上超過四成。而中國人口也在去年出現「生不如死」，較預期出現人口負成長的時間還早了九年。國際上開始認為中國經濟問題是結構性的，無法以過去方式處理。不僅不認為中國經濟在十年內可以追上美國，甚至認為中國無法掙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換句話說，中國崛起的時代可能已經走入歷史了。有關中國是「已達峰值的強權」（peaking power）的主張，即便率主流觀點，但也得到越來越多分析家的認同。
中國不再崛起後，共產黨維持統治將越趨困難
有人說現在一切太早，中國還是可以如過去透過共產黨官僚全面控制的全知全能，以及其驚人的國家動員力，從而度過這個經濟難關。但中國經濟問題不是短期的收支帳不均衡問題，而是動能快速萎縮，加上新冠肺炎長期的動態清零政策，把中國已經虛胖的經濟體質弄得傷筋動骨，因此透過金融手段的刺激很難可以救得回來。
但中國就算經濟動能萎縮，以其巨大的量體，中國經濟因此出現崩潰的機率還是不大，而且即便在這個時候，中國還是會有若干產業表現相對亮眼，會部分分攤掉經濟下行的壓力。因此中國經濟在未來的走向，如果持續下行且其動能沒有回復，可能發展會是如同何清漣、程曉農教授所提的「潰而不崩」，意即中國更像是個逐漸洩氣的皮球，逐步走向萎縮，而不是出現爆炸與全面性的經濟崩解。
由於冷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實來自其能給中國人民在經濟上帶來好處，以換取其對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的絕對主導權。當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甚至下行，中共的統治基礎就會被動搖。因此經濟不行對中共來說，是堪稱可能會動搖統治基礎的大事。根據這個邏輯，可以預見如果中國經濟問題無法緩解，中共的統治將會日趨困難，正當性必定會持續受到挑戰。
也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相對於年紀超過五十歲，經歷過文革以及之後的改革開放，知道先前的苦日子，面對現在與未來沒有前景的經濟狀況，是否要因此否定共黨統治可能還相對遲疑，因為他／她們畢竟是見證了共產黨把中國從一無所有翻身到今天相對有發展的這段歷程，但是1990年後出生的後冷戰世代，幾乎其一生都是在中國快速崛起的巨大光環下成長。這批人於後天安門時代出生，不僅受到的愛國教育最深入，也是中國社會內最挺中國共產黨的粉紅主力。因此當中國成長勢頭不再，對這批人來說，其所受到的衝擊會肯定更甚於其他世代，因此其心中的不滿可能會更為劇烈。
當中國不再崛起而是開始下沉，在國際上代表什麼？
2003年中國宣示「和平崛起」後，就開始其「走出去」戰略。在國際上日益採取「奮發有為」態度，而不是鄧小平在90年代初訓誡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些不是在過去十年習近平主政時代才出現的，因為在胡錦濤時代，當中國經濟還沒超過日本時，北京就已經採取「中國─拉共同體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合作發展論壇」、「（中國─中東歐）16+1論壇」等以中國一國與其他一大批國家開「雙邊論壇」會議的外交操作。
只是到了習近平主政後，習近平是進一步加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並在聯合國內透過其對秘書處的影響力而主導「永續發展目標SDG」，將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同體」鑲嵌入聯合國的發展目標。此外，習近平還提出「亞洲開發銀行（AIIB）」、「金磚五國銀行」、「中巴經濟走廊」、「全球發展倡議」（GDI）、「全球安全倡議」（GSI）等涵蓋大區域的發展與安全合作議題。中國內部批評的大撒幣政策，即肇因於此。因此當中國經濟下行，可能影響到其對這些大規模國際倡議的支撐力度後，對於這些國家及對於該區域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什麼影響呢？
當然，中國推動大型基建計畫的能力肯定會受限，但在推動新計畫前，舊有計畫可能受到延宕的問題可能會先出現。先前已進入債務陷阱的國家受「催繳帳款」的壓力也會更直接，很可能會留下一屁股爛帳，變得要「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接收這些爛攤子。由於中國不少「帶路計畫」的基建是在亞洲，因此「亞洲開發銀行」（ADB）也可能要處理這些問題。但在這些議題出現之前，可能會因為個別帶路計畫的目標國會面臨中國催繳的壓力下，可能因此會出現在這些國家的新一波以自然資源為基礎來償還債務的抵押浪潮。
中國經濟力下滑，雖然在理論上，其影響其他國家的籌碼也會跟著降低。目前在歐洲從17+1下降到14+1，甚至還可能繼續下墜的發展就是一例。雖然這個趨勢是先於中國出現經濟問題而出現的，但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問題，中國市場能力會更進一步下降，對這些國家的吸引力就自然會更低。
但對於中國與拉美、以及中國與非洲的一對多論壇等來說，由於中國與拉美以及非洲在農業及自然資源的貿易關係很密切，特別是在今年，中國對美歐以及東南亞的進口都在下降，但對南非以及對拉美的進口卻是在上升（對俄的上升幅度最大） 。因此中國在購買力下降下，可能對外的採買會更以基本需求為主，因此包括農產品，以及拉美等國提供的較便宜的商品，會持續因中國的內在需要而持續進行。
因此即便中國屆時出現基建供應能量下滑，但內需市場的基本需求還是能提供中國對拉美與非洲國家關係的一定助力，只是可能不若先前有力。而中國單方面主導局勢的能力也會有所減縮。其在這些區域構建「獨裁者聯盟」的能耐也會降低。
不再崛起的中國，還會是台灣的經濟機會嗎？
從2000年開始，有關台灣與中國的台海兩岸關係，始終出現「中國經濟機會VS.美國安全保障」的兩難問題，即一般人會提到的「顧佛祖VS.顧肚腹」的選擇。當時南向政策也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磁吸力量而變得無以為繼。中國巨大的經濟磁吸效應是當時台灣會有經濟與安全政策兩難的源頭。甚至當時中國也自信到認為憑藉其財力就可以一舉買下台灣，而無須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台灣人民會被中國浩瀚的錢海震懾而支持早日與中國統一。
但中國經濟從十年前就出現了問題，過去五年猶如礦坑金絲雀的在中台商，逐步出現了出走潮。這是在美中貿易戰之前即已悄悄發生，而隨著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的激烈化，台商出走的趨勢也變得越明顯。中國在2018、2019等出現的對台31條措施、對台26條措施等，也早已證明其對台灣的影響力度很有限。
現在中國的台商可以粗略區分為，以中國作為製造業基地的台商，和以中國作為市場的台商這兩大類。前者不再認為中國具吸引力而紛紛考慮出走，後者的利益已經與中國市場綁在一起，甚至會為了經濟利益，很可能在政治上也要做出更進一步的效忠表態，以確保還能在中國發展。但即便如此，這些人聽到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時還是會被嚇得大半夜睡不著覺。
無論是哪一種台商，其傳回來的聲音，使得過去台灣社會頻傳的兩岸經濟整合萬萬歲的論調在現在已不是主流。總統候選人柯文哲提到當選後要重啟兩岸服貿談判，台灣社會對其反應冷淡就是一例。而當中國不再是台灣人認定的經濟機會後，過去奠基在兩岸緊密經濟連結之兩岸關係，自然在其下層結構改變後，上層建築也必須會出現變化。
但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是基於2012前對中台力量對比，以及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樂觀估計上，並在此假設下積極推進統一。但當中國失去經濟誘因以吸引台灣，本身經濟力量也在下滑後，北京持續推進統一的工具只剩下以虛假爭議訊息的銳實力操作，與目前還似有可觀的軍事威懾。這也是這幾年中國對台軍事恫嚇越來越多，即便其對台部門也承認這無助於吸引台灣民心，但還是持續這麼做的重要原因。
因為要強推統一，但又失去其他可用工具下，北京只能透過威脅震懾的方式意圖迫使台灣人民就範。因此我們應該可以預期，中國在未來對台灣的壓力不會降低，中國也不會滿足於親中政黨執政。因為北京對自身能力沒有信心，穩定兩岸關係不再是重點，統一才是關鍵議程。因此除非達成完全統一以將台灣牢牢掌握，否則中國永遠會擔心台灣會棄他而去。
中國會將內部問題外部化嗎？
另一個問題，是當中國不再崛起，無法掙脫中等收入陷阱後，會如何影響其對外作為。
如果參照無法掙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不少國家陷入精英集團的長期爭鬥，政治高度不穩定，甚至出現倒退。例如阿根廷、泰國，菲律賓、以及先前的巴西與馬來西亞等。這些國家多陷入長期的政治不穩及經濟遲滯。而對於本身有自然資源的國家，其狀況也不甚樂觀，例如陷入資源陷阱的俄羅斯對外作為日益強勢，最後出現去年二月的對烏克蘭全面入侵，而同樣落入資源陷阱，也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委內瑞拉，內部更是非常混亂。
中共在過去一窮二白時出現包括大躍進、文革等激進政治議程，但國家在出現這麼大的動盪後依舊能夠存活下來，沒有出現軍閥內戰等，也顯示中國社會的超穩定性。今日當中共統治基礎出問題，以共產黨習性來判斷，到底中共是會對內製造階級敵人；還是會將內部問題外部化，找一個外來者出氣並歸咎其為中國問題的始作俑者；或者是兩者同時都出現？這我們不得而知。但一個步走向衰退的中國，其對外表很可能現不會內縮，反而會伴隨著相當劇烈的對內或是對外行動。台灣對此更必須要特別關注。
旁邊是個不再崛起的中國，台灣經濟策略也將面臨調整
不管喜不喜歡，後冷戰時代台灣經濟發展歷史幾乎就是密貼著中國的經濟動能，但當中國經濟動能不再如過去生猛，對外界也不會過去那麼歡迎後，台灣的經濟策略也必須有所調整。
這個調整不能僅止於建構「中國+1」，即所謂對中國分散風險等「去風險化」（de-risking）的諸種作為，或只是把過去的生產模式搬離開中國，但搬到其他地方後，依舊延續先前的方式。台灣必須思考數位革命、新能源、新製造模式、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等科技力所聯合打造的新社會將會是什麼，以籌畫與發展新經濟模式的動能。
此外，隨著中國數據平台能力的日趨精準與能力日漸強大，中國日後對台灣影響最大的，可能反而是諸如抖音、小紅書、阿里巴巴等基於數位資料的服務平台，不僅是我們現在關注其退台灣投放的內容，諸如是否出現爭議訊息即中共藉此使用的認知戰等，還包括對台灣人民的諸種資料掌握，進而能更精確的對台灣投放訊息與發展服務，進而讓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更被中國的網路平台整合在其中。
由於此時中共在統治正當性下降時，對於掌控人民的需求會變得更強，在此時如與中國社會在數據資料出現進一步的整合，其對台灣人民的影響絕對是有害無益的。因此台灣也需要發展自己的數位經濟策略，不僅短期內要降低被中國的影響，也要能協助台灣建立數位資料自主權的長期需要。畢竟在未來，如果連保護國民的資料都無法具備自主權，在5G─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支配的數位時代，台灣的經濟發展能量有可能會出現萎縮。
中國不再崛起後，國際秩序的走向會出現何種發展？
中國不再崛起不代表中國就一定會大幅弱化，畢竟一個已經是世界經濟與軍事力量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國家，就算經濟動能下降而使其經濟出現萎縮，但中國即便再也追不上美國，也不太可能迅速掉出前十五名。中國還會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在聯合國沒出現進一步改革前，中國依舊是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依舊可以透過其G77同好影響聯合國。只是中國可能無法有先前「喊水會結凍」的能耐。
在中國崛起動能下降後，日後可能不會再有所謂的美中共管世界的期待，但是中國肯定會積極想維持其在亞洲依舊與美國比肩的地位，類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把目標放在其周邊，北京希望維持對周邊的支配力以確保自己在亞太區域的相對優勢位置。
但問題是亞太區域周邊的強國不少，不論是日本、南韓、印度等，都是世界經濟可排名前十五名的重要國家，加上澳洲、印尼、以及不會退出印太的超強美國在內，中國會感覺到其在東邊會受限頗多，而南邊也有準備崛起的印度虎視眈眈，加上對東南亞的支配力也會因中國經濟力下滑而跟著下修。北京感覺可能只有對西方及中亞等內陸，中國還能確保有相對優勢。
中國對於多邊組織的態度也可能出現變化。上合組織及金磚五國組織的重要性會提升，北京也還會希望維持聯合國的五強位置。北京雖然其地位可能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但絕對會希望起碼不要落後於英、法等另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北京對南海議題的立場是否會出現鬆動需要觀察，畢竟中國高舉南海主權議題也是遲從2009開始，如果在這個議題採取彈性立場使其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增加，進而防止美國在該區域勢力的坐大，可能中國在經濟下修時的當口，會願意有這樣的考慮的。
但是中國經濟力下滑後，固然對北韓的支援力會因此下降，但也會更期待北韓扮演牽制美日韓三方同盟的角色。因此與北韓關係可能更密切，更不願對北韓核武議題採強硬立場，也更沒有誘因要施壓北韓放棄核武。
總而言之，除非中國因為經濟下行導致其統治出現系統性失靈而出現崩解，否則一個經濟逐漸洩了氣的中國，即便失去對全球的主導能力，但對於亞太區域還是會有相當影響力的。可能屆時中國會更像是個亞太區域的區域強權，而不是如前幾年般，是個具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強權。
當中國不再崛起還會對台用武
中國不再崛起，但又堅持加速統一台灣已達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其對台灣可用工具只剩下透過虛假訊息的銳實力與對台軍事恫嚇後，這個結構會使中國更傾向於使用暴力，因此出現戰爭的風險肯定會升高。但這也意味著當中國決定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時，中國實際上是失去其他招數而只能訴諸武力，這代表中國對台灣的吸引力已大幅萎縮，中國國力也已過了高峰而開始下行。因此一個會選擇攻打台灣的中國，絕不是欣欣向榮的崛起中國，而是個國力日漸下墜，人口及其他社會指標都出現顯性危機的社會。這點我們必須要有所體認。
但我們也不要認為中國經濟下行就代表中國會必然出現崩解，如同當年的蘇聯解體一樣。基本上中國更會像個慢慢洩氣的氣球進入較長時間的潰而不崩，在這段期間，中國雖然失去全球強權的光環，但依舊期待保持區域強權的驕傲。中國雖不再是「這個強權」（the big power），但還會是「強權的其中之一」（one of the big powers），其對亞太的影響力還是不容小覷。
這對兩岸關係的經營，對台灣經濟戰略的策畫，對台灣如何建構其區域戰略等議題，都會有很根本的影響。中國出現經濟衰落與先前的中國崛起，對台灣都會是挑戰。隨著中國經濟動能萎縮所反映的結構性問題日趨明顯，我們有必要對這個議題展開嚴肅討論了。
本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