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下的情報戰》美國忽視了中國的情報攻勢 中國會被「沒人敢說真話」害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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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靈頓(Kent Harrington),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資深分析師,他也曾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東亞官員、CIA公關主任。

當我們探討「情報工作」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討論總是像一場「羅生門」,相同事件會衍生出不同,有時甚至是矛盾的解釋。情報工作的世界,畢竟是一個充滿秘密、特殊權限、暗中行動與地下關係的世界,偶爾也會有無法留下紀錄的越軌行為。這使得我們很難評估情報工作的成敗,還有把它在政治領袖進行決策時扮演的角色記錄下來。

新冷戰下西方情報機構是否能勝過中國

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歷史學家華爾頓(Calder Walton)在他的新書《間諜:東西方的史詩級情報戰》(Spies: The Epic Intelligence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直迎這項挑戰,這本書爬梳了西方與蘇聯─俄羅斯情報單位的競爭歷史,講述現代情報能力的崛起。這本著作既有野心又富娛樂性,但同時它也是一份嚴謹的學術研究。事實上,華爾頓為那些似乎已經經過充分研究的歷史事件提出了新解釋,從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末美國、英國和蘇聯─俄羅斯情報單位部署間諜。

華爾頓善用新近解密的檔案,還有之前被列為機密的內部歷史紀錄、回憶錄以及與決策者、間諜的訪談。他因此揭露了情報工作對是如何影響重大事件,例如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及1983年優秀射手(Able Archer)事件,當時一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演習讓蘇聯擔憂西方將對他發動攻擊,一度讓全世界瀕臨核戰。

但華爾頓不只是把過往秘密的細節加進舊的解釋。作為「應用歷史」的一個例子,他將自己對過去的調查用來評估俄烏戰爭等當前的事件,並對未來提出重要的問題,包括新冷戰下西方情報機構是否能勝過中國?

《間諜》詳述了蘇聯─俄羅斯情報單位的崛起和角色,從前蘇聯領導人列寧(Vladimir Lenin)的契卡(Cheka)、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到它們在蘇聯瓦解後的後繼者。《間諜》對它們在海內外進行的任務提出新見解,從史達林「大整肅」(Great Purge)時期「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它是KGB的前身)扮演了什麼樣的殘忍角色,到滲透美國「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蘇聯間諜蒐集到至關重要的機密,促使莫斯科的核武能力有所突破。《間諜》也描述了KGB的後繼者俄羅斯對外情報局(SVR)、聯邦安全局(FSB)仍把蘇聯那套當作指引,在國外進行間諜和地下活動、散播假訊息,在國內則進行鎮壓行動。

多虧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他自己就是一名前KGB探員──KGB「校友」在俄羅斯菁英和貪腐的經濟寡頭階層裡占主導地位,並領導手握大權的脅迫性機構,導致俄羅斯變成一個專制警察國家。無論被貼上什麼標籤,在20、21世紀俄羅斯情報機構成為該國政權的支柱。

極權加深情報和現實差距,導致「戰略失敗」

然而如同華爾頓所指出,俄羅斯情報單位一直有重大缺失,尤其是極權文化下無法對掌權者說出真相這點。從1930年代NKVD內部遭到致命清洗,到普丁的克里姆林宮採取由上而下的決策方式,基層人員接收到的訊息很簡單:你的上司想聽什麼你就說什麼,因為「未經修飾」的報告和分析可能招來致命後果──走到終點的可不只是你的職涯。

根據華爾頓這種「有害的服從」成為蘇聯情報工作的特徵,這代表在克里姆林宮的冷戰決策中,它頂多只是個邊緣人。獲得批准的陳述和現實情況出現鴻溝,同樣會導致戰略失敗,例如1941年史達林拒絕接受納粹領導人希特勒(Adolf Hitler)即將發動侵略的情報預警,還有2022年普丁入侵烏克蘭的災難性決定。

華爾頓的歷史觀點,也為評估西方情報工作提供了相當具有價值的分析框架。首先,華爾頓指出,西方領袖很晚才承認他們的開放社會有其脆弱性,還有蘇聯情蒐對他們構成巨大威脅。

事實上,美國情報機構的發展一開始相當坎坷。1947年中央情報局(CIA)成立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布萊德利(Omar Bradley)很生氣CIA不是由自己執掌。於是他聯合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胡佛也不喜歡CIA這個新情報單位──把CIA局長希倫科特(Roscoe Hillenkoetter)蒙在鼓裡。因此無論是二戰之前、之間或之後,希倫科特既不知情最高機密「維諾那計畫」(Venona project),也不知道這項計畫的密碼學家大舉破獲蘇聯間諜。美國情報機構的「一團混亂」──華爾頓這麼精準形容──一直持續到1952年。

當然,儘管美國情報集團逐漸成熟,不同官僚單位互相敵對、內鬥的情況仍然持續。不過美國社會對情報單位的矛盾情緒也影響了它的發展軌跡,眾人對他們在民主國家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所分歧,再加上數十年來情報單位不斷爆發爭議,從地下活動失敗、海外代理人戰爭到在國內濫權。

美國忽視了中國的情報攻勢

世界不斷變遷,也改變了情報工作的地景,國家領導人現在需要社會的合作。但是社會愈漸兩極化、民眾愈來愈不信任政府構成了重大障礙,並威脅美國的民主和國際角色,一個例子是(但不僅限於)那些相信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聲稱「深層政府」(Deep State)存在的人。

華爾頓的確意識到上述危險,不過在一個愈來愈受科技驅動的世界,他更擔心中國帶來的威脅。對此華爾頓毫不諱言,他指出美國領導人忽視了中國規模龐大、多線推動的情報攻勢,挹注給情蒐和反情蒐活動的資金不足,此外也不構重視美國面臨的種種經濟、科技和戰略挑戰。「如果要我說,今日(面對中國)我們處於哪個位置,我會把我們放在大約1947年。」他在書中寫道。

也就是說,華爾頓呼籲對中國採取行動,不過目前還缺乏讓他得以評估俄羅斯的那種深度分析。而他對情報工作未來的建議──奠基於過去100年的「教訓」──發人深省但說服力有限。「秘密情報工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總結,「在愈來愈受開源資訊主導的世界,情報工作的未來在私人部門而不是政府。」或許如此。然而,華爾頓把情報圈的希望寄託在科技,還有那些每天都在抗拒離開中國市場的企業身上,實在令人不得不感到遲疑

華爾頓指出,歷史不一定會重複,但歷史就像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譏諷得那樣會「押韻」。到底是高科技工具和開源情蒐,還是傳統間諜工作能帶給國家他需要的資訊,我們拭目以待。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在任何民主社會,民眾和政治人物的支持都對情報工作至關重要。任何成功的情報活動都是從自己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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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是由《信傳媒》洪培英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