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所得水準時出現困難而無法順利再快速成長，這種現象被稱為中所得陷阱。最近Paul Krugman和一些人士也說中國可能出現中所得陷阱。
其實經濟發展本來就不保證會一帆風順，很多低所得國家無法發展，高所得國家也常只有低成長甚至停滯倒退，而中所得國家也不必然會卡在某個陷阱。中所得國家確實會遭遇到一些特別的困難，但每個國家的情況並不相同，瞭解各種因素而採取適當的對策，比爭論中所得陷阱的定義及是否存在更為重要。
可能使中所得國家成長趨緩的原因有些是當初促進成長的因素因為成長而漸降低或消失，有些是所得增加後才較會感受到的瓶頸，有些則只是時代環境恰好發生的不利變化。中國在這幾方面確有一些使成長低落的因素，能採正確的方向改善愈多因素，經濟停滯的可能性就會下降。
基本困難是無法達到原有成長率，甚至引起惡性循環
用簡單的經濟成長理論來看，一國要經濟成長必須要有更多資本來增加生產，而資本的增加要靠投資，投資的資金則來自儲蓄。因此當一國達到某個經濟成長率，而使它的儲蓄所能支持的投資足以讓生產的成長率不低於目前的水準時，經濟就可以進入一個好像自動會成長的階段，也就是經濟可以起飛。
但原先順利成長的中所得國家若儲蓄率下降，儲蓄不能全部轉成投資，或者同樣的投資率變成只能達到較低的經濟成長率，經濟成長率即可能下降，並引發儲蓄率、投資率、和成長率進一步下降的惡性循環，而被視為掉入中所得陷阱。
中國沒有儲蓄不足問題，只怕投資效率太低
所得增加到中所得而使儲蓄率下降的情況較為少見，中國的儲蓄率甚高，這問題較小。但中國過去有些投資資金來自外國，所得成長及稍後會討論的一些問題有可能使國外來的資金減少。從金額來看，這影響應該也不大，但若它帶動發展方向及信心和投資機會的力量因而減少，影響就會較大。
而儲蓄要轉成投資中間有甚多要經過金融機構的放款或政府赤字。中國過去這些年累積的民間負債和各級政府負債都極高，儲蓄轉成投資的能力很可能會因高負債的風險而受到限制。
所得成長後依理論和歷史來看，生產的資本密集度都須增加，也就是多生產一元所得所需的投資金額常須增加，因此就算儲蓄和投資佔總所得的比例不變，能達到的經濟成長率仍會下降，甚至和經濟起飛時相反，產生持續下降的惡性循環。中國因為儲蓄率甚高，理論上可以再提高投資率以維持成長。但中國的投資率也已經超高，所以更可能的對策是降低目前投資不當或浪費的問題，使同樣的投資率在更高的資本密集度之下仍能支持原來的生產成長率。
成本提高或絶對利益下降，使中所得國家能投資的產業減少
中所得國家更常遭遇的問題不是資金不足，而是沒有足夠的投資機會讓資金能夠投資而實現成長。雖然依國際貿易比較利益的理論，每個國家都會有它可可以和外國貿易的產品，但那是一種均衡狀態的理論，在未達均衡之前，那項產品要在那國生產是依絶對成本的比較來決定，而有些國家有時可能大多數產品的成本都比別國高，而少有值得投資生產的產品。中所得國家在一段時間的成長之後，其工資逐漸上升，有很多本來投資生產的產品漸失去絶對利益，而卻不見得有能力改投資生產其他產品，經濟成長就可能減緩甚至停滯。這是中所得陷阱最常被提到的可能原因。
在工資之外，勞動條件、環保要求、土地、以及法令規範的成本也常隨所得提高。中國過去藉這多方面的低成本優勢和大量人口，在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潮流下，以其絶對利益得到極大的發展機會，現因在為自己的發展以及更低成本國家加入競爭，而使絶對利益下降，受衝擊的範圍也會特別大。
中國的規模較難有足夠新產業，彌補失去競爭力的產業
台灣在1980年代之後也因所得成長及中國的興起而遭遇類似的問題，所幸台灣很努力且運氣不錯，在新興的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半導體、以及其他ICT產業取得國際競爭力和很大的市場，所以能繼續成長。中國傳統產業和整體經濟的規模都比台灣大很多，即使在通訊、電動車、和電池等新產品取得甚高的全球市佔率，恐怕仍不足以彌補既有產業的流失，而維持過去的快速成長。中國龐大的規模使它能藉規模經濟以及在許多方面的獨佔力，來協助過去的高成長，但現在這大規模也使它能發展新產業的空間和國家規模比起來相對較小。
免費及可竊用的智慧財產變少會限制發展機會
因所得成長而漸成為發展限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技術。若先不考慮技術成本及限制，有很多產品在低所得國家生產的成本較低或具有絶對利益，所以低所得國家只要挑其中一些技術已經成熟而免費或幾乎免費的產品來生產即可。但在所得、薪資和各種成本上升之後，這類有成本優勢且技術免費的產品愈來愈少，中所得國家不是感到可挑選的產業變少，就是要付出較高成本去取得技術，而使可具有總成本競爭力的產業變少。有些產品擁有技術，甚至只控制一小部分關鍵技術和關鍵零組件的外國廠商若不願授權，中所得國家即使在生產的其他部分仍具有高度成本優勢，也無法生產。
低所得國家有時也會竊用別人的技術和其他智慧財產權來求生產成長。但當它們成為中所得國家之後，大家將更不願縱容它們侵犯智財權，因此生產的技術障礙也變大。中國過去在盜取技術和智財權、強迫外國交出技術、以及收買外國人才等方面甚為霸道，所以現在引起的批評和抵制也很強，因此既使中國本身的技術能力已很高，技術和技術合作面的障礙卻也在近年快速上升中。
其他如開發中國家可以得到的貿易優惠、人口和勞動力的快速成長(所謂人口紅利)、資產和投資相對甚高的報酬率、以及大量公共建設和不動產投資的空間等等有利於成長的因素，也都常隨所得上升而下降。中國在這些方面以往比一般開發中國家得到更大的利益，因此現在面對轉折也可能有更大的壓力。
資源和公共建設有時成為發展瓶頸
除了原有利基逐漸降低，所得成長也會使一些原來可忽視的因素變成發展的瓶頸或障礙。水、電、交通等公共建設，以及人才和土地等資源不足，都是常見的問題。不過這些有形的瓶頸也許不是中國嚴重的問題，中國較嚴重的是其政府管理能力和法令乃至人們的思想行為方式這些無形的瓶頸。
中所得國家常有管理和決策能力瓶頸
低所得國家能發展的產業方向很明確，大家都知道要發展勞力密集產業和民生產業，而其中的發展機會也很多，不管是由市場或政府決定，錯誤的可能性都不大。但所得提高而要發展較複雜或高技術的產業時，市場和政府卻可能選錯方向。中國在政府高度集權，且有大量補貼及貪污的情況下，選錯產業和負責人的機會甚大，實際上也已有很多花了大錢之後發生貪污或失敗的案例。這種政府管理能力若不改善，經濟發展的前景就會有障礙。
威權體制有利跟上別人技術，卻不利真正創新
而由於前述技術重要性提高的現象，中所得國家要進一步發展常需要努力做技術和知識的創新，但它們卻不一定有足夠的能力和環境來從事夠多的創新。很多人都曾說，自由的思想、文化、和市場是創新重要的條件，但不少中所得國家特別是中國似較缺這種環境。
威權的非市場經濟在學習或盜取別人既有技術、用逆向工程找出別人的技術機密、以及用大量人力在國際既定的新方向和標準中搶先研究出產品，都可能有比自由經濟更好的表現。但現在許多國家認為中國用這種做法是不公平競爭，而要避免讓中國得到某些可以站在別人技術上而超過別人的技術和產品。這將會讓中國必須付出更高的成本來求得同樣的技術進步。
而實際上最重要的創新是想出新方向。但在中國較僵化的教育和思想控制下，能在方向上創新的人之比例很可能較少，所幸因為中國人多，因此可創新之人才總量應該仍不少。通常創新要透過市場和投資才能實現，中國的非自由市場對創新可能有些障礙。中國特權、貪污、靠關係發展、以及不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文化，有可能使一些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人難以讓創新實現，很多人會發現將能力投入拉關係或求補貼或是其他競租行為比真正創新更為有利。所以相對會有更多競租方法的創新而非真正技術創新。由這幾個問題看來，制度文化的改善是讓中國繼續順利發展的重要方向。
中所得國家常無法因應人民對公平、正義和人權的需求
一國成為中所得國家後，人民的生活、教育、和知識水準大幅提高，因此對勞工權益、所得和財富及機會之分配、生活環境品質、社會公義、政府的清廉和決策等的公開透明、乃至自由和人權等問題，都會變得更為關心，而有新的需求。幾十年前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和其他低所得國家經濟發展之後，會走向民主化以呼應人民增加的需求，現在這種期望雖未實現，但人民的需求已在那裏，而既有的制度文化已成為發展的障礙，若不改善甚至走向更集權高壓的做法，人民的不滿會累積成更大的壓力，而前述決策錯誤和貪污等發展障礙也會變得更嚴重。一時表面上威權的高效率，抵不過幾件重大的決策錯誤和普遍的民怨可能造成的傷害。
全球自由化思潮逆轉，不再縱容不公平政策
時代環境的變化很多，目前對中國所得國家最大的變局可能是全球分工思想的改變。中國過去幾十年由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潮流得到最大的利益，但它的各種不公平政策和心態卻也造成全球自由化的思潮的改變甚至逆轉。而這逆轉有很多看起來就像是要對付或平衡中國多年來的不公平政策。中國可以反思而改革自己的不公平政策，而讓發展環境不要惡化。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卻認為自己是對的或是可以打贏的，所以要強力和其他國家對抗。這對抗的是非對錯和可能輸贏本文不擬多談，但無論如何這對抗都將增加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困難。
不再充滿希望，是中國面對的最大問題
前述各種可能問題加在一起，可能使中所得國家失去原先經濟起飛時的那種速度和衝力，而起飛後的飛機若失去速度可能會跌下來，失去發展速度的中所得國家也可能停滯下來而不只是慢下來。中國和其他中所得國家相比，有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希望的下降甚至消失。發展中國家通常有一些對未來樂觀的希望使它繼續往前衝，就像上漲的股價帶動股價再上漲的泡沫經濟一樣。
中國過去幾十年這種希望的作用特別強大，像股市泡沫一樣形成了成長的慣性，也壓抑了各種的不滿，如今成長受挫，希望反轉的作用也可能像泡沫破滅一樣，造成更大的傷害。由於這希望的下降是基於實際成長條件和機會的下降，若不做基本制度思想的改革，政府宣傳和各種鼓舞士氣的方法都不易有效把希望拉回來。
本文由陳博志教授授權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