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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布瑞斯（James Galbraith），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以反對財政緊縮政策聞名，2015年他曾任希臘財政部長瓦魯費克斯（Yanis Varoufakis）的顧問。
前情提要：
美國政府再度面臨「關門危機」，參、眾兩院最遲必須在9月30日午夜前通過多項「聯邦支出法案」，否則，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環保署（EPA）、國家公園和博物館等公家機關將因缺乏資金挹注而暫時關閉，而這也會影響對烏克蘭的金援。
這次預算法案難產的癥結點在於，共和黨極右派堅持大幅削減支出。眾議院共和黨籍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因此面臨兩難：如果他與民主黨妥協，黨內極右派恐對他提出罷免案；如果他不妥協，許多聯邦機構將陷入停擺。
在最近一次CNN採訪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Paul Krugman）表示他很難理解，為何一般民眾沒有像他一樣，對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金髮女孩經濟」（Goldilocks economy）感到開心振奮。
所謂金髮女孩經濟，是指經濟狀況處於「不冷也不熱」的適中狀態。現在美國的通膨率下降，失業率維持低點，經濟正在成長，股市價值也相當高。既然如此，克魯曼問，為何民眾對拜登經濟治理表現的認同度低到只有36%？
控住通膨、失業率也低，為何民眾仍不滿意？
曾獲普立茲獎的知名美國記者葛林華德（Glenn Greenwald）指克魯曼的詫異是「階級偏見」（class bias），彷彿克魯曼只是又一個靠投資收益過活的大少爺，坐擁大量現金、房產、股票和債券。但這麼說並不公平。我沒有去過克魯曼的家，但我看過他在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辦公室極度樸實。克魯曼肯定過得很好，但他依然保持自己早年在耶魯大學的平民作風，當時我也在那裡讀研究所。
不，克魯曼的問題不是錢太多，而是思想過時。我們邁向成熟的學術專業生涯時，是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當政。共和黨人用「痛苦指數」抨擊卡特，這項指數是將特定月份或年份的失業率與通膨率加總起來。這項具有爭議的指數帶來災難性後果，尤其是1980年，卡特實施信貸管制導致經濟短暫衰退，偏偏1979年才爆發伊朗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並導致油價受到衝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雷根（Ronald Reagan）乘此「東風」當選為下任總統。
今日通膨率和失業率都在3-4%之間，痛苦指數相當低。如果現在是1970 年代，當權者會為此額手稱慶，而主流經濟學家會感到困惑──至今這點依然沒有改變。他們受制於一種叫做「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的概念，或者更糟，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直至今日，他們有些人仍搞不清楚為何低失業率不會導致高通膨。因此當痛苦指數很低，他們就像克魯曼一樣感到驚奇。
痛苦指數，只不過是一個容易登上頭條的數字。深入探究，就能發現它兩大組成部分「失業率」和「通膨率」並不像專家認為得那樣，和一般民眾息息相關。除了經濟大蕭條、新冠肺炎衝擊期間，即使失業率相對高漲，受到直接衝擊的也只有一小部分勞工。民眾當然不喜歡經濟衰退，但即使經濟不景氣，大部分人都能保住工作。
有別於失業率，通膨確實會影響每個人。但對勞工而言重點不在於月同比、年同比的單純價格變化，而是隨著時間推移，這對他們購買力與生活水準的影響，而這兩者是改善還是惡化，取決於價格與薪資的關係。薪資成長超過物價上漲是好消息，反之則否。
物價上漲速度>薪資成長，生活水準實際是下降
拜登就是在這裡吃癟：他擔任總統期間，民眾生活水準沒有提高。2021年初到2023年中，物價漲幅超過薪資成長，這表示平均而言，民眾（經通膨調整）的實際時薪、週薪是減少的。縮水幅度不大，但確實下降了。更糟的是，那些原本就低於平均生活水準的家庭，其薪資減幅恐怕更大，然而平均數據卻可能掩蓋了這件事。而考慮到收入分配是怎麼運作的，收入低於平均水準的家庭的數量，總是遠多於高於平均水準的家庭。
美國家庭過去能透過讓更多人去工作，抵銷停滯不前的實際收入。雖然這些工作通常不是非常理想，但女性和年輕人投入職場的確幫助許多家庭維持住生活水準，就算高薪的製造業工作大幅減少。80年代末期、90年代這樣的情況非常普遍，當時許多女性、青年和少數族群進入勞力市場。
然而這樣的時代漸漸結束了。雖然2021年初就業率微幅上升，但仍低於2019年水準。同時，隨著疫情的紓困政策終止，美國儲蓄率從2021年初的高點20.4%降至3.5%低點。克魯曼解讀這表示民眾恢復消費信心，但這更有可能是承受壓力的現象。
畢竟，壓力正是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和他同事希望看到的。這就是為何他們決定升息──減緩成長、製造失業、增加就業的不安全感。他們認為壓力或讓美國勞工變得溫順馴服。然而，這當然也可能導致反效果，讓勞工感到生氣。看看剛發起罷工的美國聯合汽車工會（UAW）：他們要求加薪幅度應該足以彌補通膨影響。
今天的你，有過得比四年前好嗎？
所以，難怪拜登的經濟支持度這麼低，而且可能會持續低迷，直到美國民眾開始在自己的荷包中看到更好的結果。專家們喋喋不休地談著現在的狀況有多棒，但大部分人不會因此感動。克魯曼和有線電視頻道無法改變民眾的感受，尤其是民眾懷疑──他們的懷疑是正確的──只有那些富有的美國人在過好日子。
這種情況下隨著又一場大選即將到來，告訴美國勞工他們不曾有過如此美好的日子，似乎不是很明智。事實上作為一個政治問題，這樣的論述從來沒有奏效過。1983年跑去為雷根工作的克魯曼，或許已經忘記1980年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他的前老闆向民眾提出一個深深打擊卡特的問題：「今天的你，有過得比四年前好嗎？」
這也是數百萬美國選民會在2024年問自己的問題。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