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的目的在於給予退出就業市場的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的經濟保障，是廣受民眾歡迎的社會福利。不過隨著高齡少子女化的趨勢，積累成十分可觀的公共支出，壓著許多國家喘不過氣，必須拿出改革對策來為膨脹的年金制度瘦身減重。
然而，年金改革意味著拿回既得利益者握在手中的好處，是政治人物避之唯恐不及的票房毒藥，所以德國社會政策學者Karl Hinrichsh才會說：年金體系與大象有許多共同點，龐大、灰色、受人喜愛，但難以移動。
雖然可預料在總統大選之前，不會有任何候選人願意冒著得罪選民的風險，提出改革勞工保險的政策白皮書，放寬現行規定或福利加碼的政見才容易浮上檯面，形成不同陣營之間彼此的攻防，相互指責對方政策買票。但不被討論並不代表其他議題不要緊，面對當前勞工保險迫近的財政危機，實際上許多學者專家已提出許多解決之道，其中瑞典90年代的改革做法，被認為是值得嘗試跨國移植的寶貴經驗。
二次戰後向瑞典看齊
追溯瑞典年金體系的起源，1913年執政的自由黨政府建立普及的繳費式年金保險，成為北歐第一個推動人民年金體系的國家，當時獲得保守黨、農民黨與社會民主黨的支持，不過由於費率不高導致給付偏低，因此被社會民主黨少數左翼人士批評給付水準根本無法保障老年生活。
後來歷經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通貨膨脹，瑞典社會對於提存準備基金失去信心，於是後來在1935年轉軌至稅收制。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需要所得調查嗎？國家應不應該將有限資源投入能自給自足的民眾？
當時政府內部的社會福利委員會提出普及、定額且不須所得調查的基礎年金草案，受到保守黨的支持，反而社會民主黨考量政府成本而偏好保留篩選機制，多數社會民主黨人認為普及主義不是當下優先的政治目標，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事務部長Gustav Möller獨排眾議決定廢除。
二次戰後，迎來經濟向榮的樂觀前景，工資與退休給付之間的落差成為社會輿論關心的焦點，加上當時政府受僱員工與白領勞工都享有慷慨的職業年金，多數家戶卻僅有基礎年金，但如何解決在政黨之間和工會內部的看法相當分歧，自由黨、保守黨與瑞典雇主協會（SAF）傾向團體協約的職業年金，原因在於資本家希望可以控制成本與積累的年金資本。
農民黨則認為應提升基礎年金的給付水準，而社會民主黨與瑞典總工會（LO）偏好所得相關年金方案。不同陣營的意見不合，造成後來長達數年在歷次大選與公民投票上的政治衝突，直到1959年才塵埃落定。
當時社會民主黨在第一議院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不過在第二議院的231位席次中卻只有111席，加上共產黨組成社會主義聯盟後不過是116席，與非社會主義陣營的115席旗鼓相當，可是由於議長不得加入投票而雙方打成平手，最終是自由黨議員棄權才打破僵局，以一票之差決定所得相關公共附加年金方案（ATP）出線，方案以隨收隨付為原則（有些許準備金），所得替代率為高標的65％。除丹麥之外，瑞典成為其餘北歐國家的樣板，紛紛陸續設立公共年金保險。
好景不常，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停滯與人口老化，加上戰後嬰兒潮世代步入退休，一時公共年金體系面臨財務永續的考驗，年金改革又再次排上政治議程。不過恰逢憲政體制改變之際，以至於執政政府更迭頻繁，1981年中間黨的費爾丁政府（Fälldin government）曾一度嘗試刪減年金福利，包括更動給付後調整與降低部分退休的給付水準15％，立刻引發社會大眾不滿，在野的社會民主黨亦打蛇隨棍上發動攻擊，時任領導人帕爾梅（Olof Palme）宣稱社會民主黨是「社會安全與公共年金保險」的政黨，允諾贏得隔年大選必定會恢復被刪除的福利，隨後社會民主黨取得選舉勝利，依約兌現承諾。
讓專業的來還是黑箱作業
所得相關公共附加年金方案當初是在爭議聲浪中完成立法，隨著制度上路瑞典民眾的接受度逐漸提高，遂使得任何制度變革都必須考慮可能付出的政治代價。1984年社會民主黨政府指派成立年金委員會（pensionsberedningen）進行討論，邀集工會、利益團體、相關部會與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並在1990年公布調查報告，雖然委員會代表的立場不一致，可是該份報告標誌著瑞典年金改革思維的移轉，從關注老人福利轉向強調財務永續和經濟效果，對於日後的影響十分深遠。
1990年代初期，瑞典飽受經濟衰退、匯率危機，以及財政債台高築的壓力，接替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是由保守黨、自由黨、中間黨與基督教民主黨等四個政黨組成的少數聯合政府，擔任內閣總理的比爾特（Carl Bildt）先是指定成立議會工作小組來協商重大年金改革，分別由各政黨分別推派一位代表，唯獨社會民主黨可指名兩位成員，不過左翼黨與新民主黨因為與其他五個政黨意見相左，初期就退出工作小組的運作，左翼黨甚至高分貝批評工作小組是不民主且倉促的。
不過工作小組的運作模式仍是獲得許多推崇，一方面是各黨代表獲得充分授權、事先同意先處理指導原則而後續再制訂細節，同時協商完成之後就不得變更內容。另一方面，為極小化瑞典兩大工會的政治影響力，工作小組完全排除利益團體。排除利益團體的決定引來社會輿論的批判，瑞典專業人員聯合會（TCO）抱怨工作小組是閉門造車的黑箱作業，對最後的改革版本也多所不滿。相較之下，瑞典總工會則傾向支持改革。
危機之名的右傾改革
1994年2月工作小組公布總報告的內容，並於6月國會正式通過年金改革原則的法案，但由於社會民主黨內部對於改革法案始終有不同意見，導致1994年上台的社會民主黨政府選擇暫時擱置，遲至1998年才完成所有的立法工作。
整體來說，瑞典在90年代的改革，徹底改變既有年金體系的圖像，新制度以「名目確定提撥模式」（NDC）的「所得年金」取代帶有社會民主色彩的公共年金保險。所謂名目確定提撥模式與確定提撥並無太大差別，其中的差異僅在前者採取隨收隨付，而非完全提存準備。同時，屬於第一層的普及式稅收基礎年金則被廢除，改由須經所得調查的「保證年金」替代，不再堅持普及主義的傳統。總而言之，90年代以降的瑞典年金體系在路線上選擇向右轉，偏離社會民主的軌道。
過去許多研究文獻強調，瑞典年金改革的成功經驗，可以歸因於工作小組的去政治化、文官體系的專業角色，但事實上我們不能忽略改革的當下，瑞典身陷經濟危機的大環境，可能是反對者願意妥協的因素之一。
其次，由專家或政治人物領導改革過程，避免既得利益者的介入，可以確保結果不被扭曲，然似斲傷政策合法化的民主價值，十年前的占領國會運動的出現，立法程序的黑箱作業正是導火線。最後，改革的選擇也是價值的選擇，但那些名稱不同的改革方案，實際上並未有太大的差距，一如英國經濟學者Nicholas Barr與美國經濟學者Peter Diamond所說，名目確定提撥模式十分接近有些確定給付方案，特別是以終身工作生涯為基礎的，差別只在於用來形容的詞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