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
奇希羅斯基（Maciej Kisilowski），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維也納校區法律與戰略學副教授；
沃丘克（Anna Wojciuk），波蘭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國際關係副教授。
前情提要：從北約鄰國到最大金主美國，烏克蘭的國際聲援出現雜音
10月5日烏克蘭軍反攻傳出有重大進展，《華爾街日報》報導，烏國成功挑戰俄軍對克里米亞（Crimea）的控制權，俄羅斯大部分黑海艦隊已撤出他在該半島的主要基地塞凡堡（Sevastopol）。
這對烏克蘭而言不啻為一劑強心針，尤其是他最近在國際支持方面遭遇許多挫折。
首先，9月15日波蘭宣布為了保護國內農民，禁止從烏克蘭進口穀物和其他農產品；20日表示除了已經簽署的軍備供應協議，不會再額外交付烏國其他軍備和武器。
接著9月30日斯洛伐克國會大選，是由親俄政黨「方向黨」（Smer-SD）勝出，其領導人是前總理費科（Robert Fico），他主張終止軍援烏克蘭。
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國近日為「是否繼續大規模金援烏克蘭」引發一連串政治動盪。如今，不僅國會壓線通過的臨時預算案並未納入援烏款項，眾議院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被罷免下台後，議長一職虛懸、共和黨極右派杯葛又為援烏增添許多變數，華府承諾的數十億金援因此卡關。
斯洛伐克的親俄民粹政治人物費科（Robert Fico）所屬政黨「方向黨」（Smer-SD）在9月30日的國會大選勝出，可能導致對抗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帝國主義的西方聯盟再次浮出裂痕。
事實上，就在10月15日波蘭國會大選前夕，波蘭和烏克蘭曾經相當緊密的同盟關係也出現了嫌隙。至於匈牙利，其總理奧班（Viktor Orban）本來就是普丁的可靠盟友。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要對抗的對象，可能很快就不只是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共和黨親俄陣營，還要加上烏克蘭3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鄰國，他們背離北約轉向了克里姆林宮（Kremlin）。
波蘭、斯洛伐克「挺烏」立場180度大轉變
專制的民粹主義人士會帶來不可靠的同盟關係。然而，美國不應像拜登政府那樣，對波蘭的民粹鬧劇視而不見，也不該採取毫不妥協的立場，從而危及重要關係。相反地，美國應該透過推動民族和解以及有創意的權力分享機制，帶頭協助盟國修復他們有缺陷的民主制度。
匈牙利向來站在與烏克蘭敵對的立場，然而斯洛伐克到目前為止一直力挺烏克蘭，並捐贈防空系統及該國所有除役的蘇聯時代戰機。若由費科籌組下任政府，斯洛伐克可能會仿效波蘭民粹政府近來一連串「反烏」政策，例如禁運烏國穀物、停止捐贈烏國軍事裝備。
波蘭態度180度大轉變似乎令人震驚，但其實並不讓人意外。眾所周知，專制民族主義者常迫使最嚴正的國際義務，屈服於他們當下的政治目的，波蘭的執政黨「法律正義黨」（PiS）就是如此，而土耳其、匈牙利否決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美國：他是混蛋，但他是我們的混蛋
傳統上美國相信著眼大局才是正確作法。畢竟，波蘭已經成為支持烏克蘭、強化北約威懾能力的關鍵。波蘭收容數百萬烏國難民，捐贈蘇聯時代留下的大部分武器，同時還宣布大幅增加軍事支出至GDP的5%，這是北約目標的兩倍。波蘭的機場和港口，同樣在支持烏軍抵抗的後勤保障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然而這樣「顧全大局」的觀點，只有在如果不這麼做，將導致美國和非自由盟國之間的關係斷裂，或者關係大幅惡化的情況下才有道理。換言之，只有在公開對抗是唯一替代方案時，才有必要給所謂「友善專制」的政權開空白支票。
這種情況就如前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談到多明尼加獨裁者特魯希略（Rafael Trujillo）時所言，「他可能是個混蛋，但他是我們的混蛋。」
波蘭極右派政府因挺烏失去鐵粉
所幸我們還有另一種選擇。大部分民粹政權，其實是反映一國社會的政治情況高度兩極分化。土耳其的保守與進步派人士，印度的印度教教徒與少數族裔，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者，斯洛伐克的親西方與泛斯拉夫派，這些族群之間的裂痕使選民相信，保護自身利益唯一的方式，就是透過非民主手段強推他們的意願。
波蘭就體現出這樣的趨勢。該國大部分民調顯示，民粹政府執政8年後選民之間仍嚴重分裂，右翼及進步派政黨在民眾間的支持度幾乎打成平手。如同美國，這也反映出波蘭地理的不對稱性，右派堡壘位於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東南部地區，而反對派集中在較親西方、相對進步的西北地區。
事實上，波蘭執政黨PiS近來之所以在鐵票倉流失選民，正是因為它之前放棄了憤世嫉俗的政治計算，選擇援助烏克蘭。
結果PiS現在被另一極右派「聯盟黨」（Confederation Party）從右翼反超，聯盟黨猛烈抨擊PiS政府支持烏國。政治高度分裂的典型循環下，這對PiS的選戰構成威脅，而PiS的應對方式就是採取更極端的政策，包括和基輔撕破臉。
拜登能利用波蘭總統野心把他拉回挺烏陣營
儘管如此，我們可以透過回應民主危機的根源，而不僅是症狀，來扭轉這種兩極化邏輯。在我們的著作《和更好的波蘭有約》（暫譯，原文為Umówmy się na Polskę），我們和100多名學者及倡議人士一起提出應對波蘭民主困境的全面憲法解決方案，這些人的意識形態遍及自由左派到保守右派，而這本書現在在波蘭是非小說類暢銷書。我們的目的並不是打倒極右派那麼簡單，而是提出一個政治解決方案，其願景奠基於權力分享、地方分權等原則之上。
支持重要盟邦推動政治和解與穩定工作，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拜登政府擁有實現這個目標所需的工具。例如身為PiS盟友，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希望在2025年結束第二任期後，在國際社會獲得某種領導角色。這早已不是秘密，而拜登能以支持杜達為條件，要求他致力和國內進步派達成和解。
只需要一個成功案例，是在美國幫助下促使不同政治立場的陣營得以共存，就能鼓舞其他同樣面臨民主挫折的美國盟邦。最終美國自己也能從中受益，畢竟美國外交人員消極面對盟國落入危險的政治分歧，其實也是反映美國2020年大選川普落敗後，拜登政府無力團結國內保守派的處境。
我們在波蘭的研究顯示，民族和解攸關在教育、多元文化、宗教角色等領域做出艱難的妥協。考慮到盟國民主制度急遽衰退，支持並研究如何在盟國推動政治和解對美國而言是明智之舉，而且機會成本不高。如果美國能在海外獲得正面成果，那麼或許有一天，美國國內也能達成政治和解。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