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
劉倩，經濟學人集團中國區總裁。
中國的生育率斷崖式崩跌，專家紛紛對解決問題提出建議，但所有方案都缺乏一個基本元素：批判性別角色的觀點。
大家關注的焦點在於高額育兒成本對生育率的影響，而女性因為生育而遭到的職業懲罰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視。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戈丁（Claudia Goldin）的研究能讓中國決策者受益匪淺，今（2023）年她因促進我們對「女性勞動市場成果的理解」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帶有性別批判意識的經濟學觀點，對中國生育率下降有何啟示？首先，愈來愈多關於女性勞動市場成果的文獻顯示，生育會對女性未來就業以及薪資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北京、上海養育子女成本是台灣快2倍
這種「為人父母的懲罰」應該被稱為「為人母的懲罰」，因為它幾乎完全落在女性身上。資料清楚顯示，有子女的女性其工作收入低於沒有子女的女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為人父母的懲罰約為收入的20%。
我和中國經濟學家趙耀輝、張曉波以這個數據為基準，研究在中國與生育相關的終生收入損失，發現總計約為7.8萬美元（約新台幣253萬元，單位下同）。育媧人口研究智庫之前估算，從配方奶價格、住房租金上漲到各種教育相關費用，從出生到18歲成人，養育一個孩子的帳單約為6.6萬美元（214萬元）。這是中國人均GDP的6.9倍，比例遠高於美國、法國或德國。
然而這個金額只考慮了直接成本，如果再加上所謂為人父母的懲罰，在中國撫養一個孩子的平均總成本可能高達14.4萬美元（467萬元）。農村地區約為8.4萬美元（272萬元），在北京、上海等大都會則可能超過30萬美元（973萬元）。（編按：根據台灣媒體近年報導，台灣中產家庭養育一名子女至18歲的支出平均約落在500-600萬新台幣。）
這些只是可量化的金錢成本，但還有其他風險存在，例如離婚及子女監護權分配不公產生的問題。北京市律師協會的張靜考察700多件涉及監護權的案件後發現，在13%的案件中，孩子被雙親其中一人──大部分是父親──強行與另一人分離或被藏起來。
在中國離婚率攀升是一個新現象，因此這一領域的法律和執法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母親也有法定監護權卻被剝奪接觸孩子的權利，這類家事案件並不罕見。
「不婚族」是怎麼練成的？
如同大部分其他國家，中國職業婦女在家庭照顧、家事勞動方面也承受不公平且不成比例的負擔。根據世界銀行（WB）數據，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61.1%，遠高於全球平均數值（50%），她們所做的無償家事和護理工作卻是男性的2.6倍。
所以，難怪現代中國女性不願意生孩子。就像戈丁研究的美國職業婦女，今日中國女性也已經和她們的母親、祖母一輩大相逕庭。這一代人是在一胎化政策、1999年起擴大女性大學入學率的環境下長大，她們有更好的教育機會，受益於「改革開放」的成果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獲得前幾代人幾乎無法想像的教育、職涯和社會成就之後，許多中國女性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婚姻模式。傳統上，身為一家之主的男人負責養家，而女人是家庭主婦。現在她們拒絕接受母親是她們唯一的身分。
然而中國生育率低迷之下，社會壓力再次迫使女性恢復以前的角色以「負起責任」。父母敦促女兒結婚生子以免她們成為「剩女」（27歲後仍然單身的人），但這種壓力只會讓許多對追求職涯懷有抱負的職業婦女更加焦慮不安。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要求，許多女性轉向「不婚」，恰恰與社會希望她們做的事情相反。這一點也不奇怪。只要保持單身，她們就不必面臨生育壓力，也不用背負職業婦女和家庭主婦的雙重職責。
提高生育率不能只靠「大撒幣」
這是現代中國女性的無聲罷工。女性在兼顧辦公室和家庭之間筋疲力竭，她們需要男性挺身分擔更多家事和育兒責任，她們也需要更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來處理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因此要解決生育率下降，不能只訴諸物質手段或大撒幣，補貼兒童照護、提升幼兒園服務、確保性別平等都很重要。中國的政策和社會價值觀應該尊重、促進男女能在工作和／或家庭之間自由選擇。大家必須意識到許多女性是渴望追求事業的，同時鼓勵男性分擔家庭和育兒責任。
中國一向受益於自身達成政策目標的卓越能力。如果中國決策者多加考慮性別因素並採取相關的額外措施，將能以更永續、健康的方式推動生育率，並幫助女性真正「撐起半邊天」。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