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
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作者，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其2020年最新著作為《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強生（Simon Johnson），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該校「新冠肺炎政策聯盟」（COVID-19 Policy Alliance）聯合主席，曾任國際貨幣基金（IMF）首席經濟學家。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政府並不認為國際貿易愈興盛，對本國勞工和國家安全愈有利，而是希望對增加國內工業產能、強化與友邦供應鏈聯繫進行投資。這樣的改革備受歡迎，然而新政策或許還不夠深入，尤其是在解決中國引發的問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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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際貿易原則：推動世界秩序穩定、有利本國勞工
維持了80年的現狀具有精神分裂特徵。雖然美國的外交政策咄咄逼人──有時甚至頗憤世嫉俗──支持獨裁者的同時，中央情報局（CIA）還不時策畫發動政變，但他也會以實現繁榮、讓世界更有利美國的名義，擁抱全球化、國際貿易和經濟整合。
如今這樣的「現狀」實際上已經瓦解，而決策者需要提出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替代方案。有兩項新原則可以構成美國政策的基礎：第一，國際貿易應以「推動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的方式構建。如果擴大貿易會讓更多的錢落入宗教極端份子或專制復仇者手中，那麼全球穩定和美國利益將受到損害。正如1936年前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所言，「獨裁專制涉入全球事務會危及和平。」
其次，只訴諸抽象的「貿易收入」是不夠的，美國勞工需要看到他們的利益所在。任何貿易安排若嚴重打擊美國中產階級的工作數量及品質，不僅無益美國及其民眾，還可能引發政治反彈。
歷史上不乏貿易擴張後，既帶來和平又催生共同繁榮的重要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德法經濟合作、歐洲共同市場再到歐盟的持續演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經歷好幾個世紀的血腥戰爭後，雖然有一些波折，歐洲享受了80年的和平及逐漸增長的繁榮，歐洲勞工的生活也因此變得更好。
儘管如此，冷戰和後冷戰時期，美國有另一個理由去鼓吹「貿易多多益善」這個口。那就是確保美國企業輕鬆獲利，這些公司透過租稅套利（tax arbitrage）、部份生產鏈外包給勞力低成本國家來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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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受到扭曲
利用廉價勞力的做法，似乎符合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主張，如果各國能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發揮作用，那麼平均而言，每個人都會因此過得更好。但如果我們盲目地把這項理論用在現實世界，問題就會浮現。
是的，由於中國勞力成本較低，根據李嘉圖的理論，中國應該專門製造勞動密集產品並出口到美國。然而我們必須質疑，這種比較優勢是從哪裡來的？誰會從中受益？這種貿易安排對未來又代表什麼？
上述每一個問題的答案都與制度有關。在法律面前，誰擁有可靠的財產權和保障，而誰的人權可以（或不可以）被踐踏？
19世紀美國南方能向世界供應棉花，不只是因為那裡擁有良好的農業條件和「廉價勞力」，也是因為奴隸制使南方獲得比較優勢。這帶來了嚴重後果，南方奴隸主握有如此巨大的權力，最後他們親手導致近代早期最致命的衝突爆發，也就是美國內戰。
今日的石油也是如此。俄羅斯、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在產油方面擁有比較優勢，並因此從工業化國家獲得豐厚回報。然而這些產油國的專制制度，致當地民眾永遠無法從資源財富受益，而且他們利用這些收入在世界各地搞破壞的趨勢也愈來愈明顯。
中國出口的比較優勢「得來不義」
中國乍看之下可能不太一樣，因為其出口模式使數億人得以脫貧，打造出龐大的中產階級。然而，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應歸功於其壓迫性體制。中國勞工沒有什麼權利，經常得在危險環境下工作，而國家透過補貼和低廉貸款支持其出口企業。
這可不是李嘉圖心目中的比較優勢。中國的政策最終非但沒有惠及所有人，反而損害了美國勞工的利益。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不受控制地激增，導致美國勞工迅速失去工作。而且隨著中國經濟成長，中共還得以投資、建立一套更為複雜的壓迫技巧。
中國的發展軌跡並不指向一個美好的未來。或許中國還不是一個流氓國家（pariah state），但他不斷成長的經濟實力正威脅全球穩定及美國利益。與一些社會科學家和決策者相信的相反，經濟成長並沒有使中國變得更加民主。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顯示，奠定於榨取和剝削的經濟成長很少能實現民主。
阻止美企將關鍵供應鏈放在中國
那麼，美國政府如何把全球穩定、勞工權利放在國際經濟政策的中心呢？首先，當局應該阻止美國企業將關鍵製造供應鏈放在中國這類國家。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一直因強調人權在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遭到嘲笑，然而他是對的。讓全球秩序更加穩定的唯一途徑，是確保那些真正的民主國家繁榮昌盛。
在這方面，追求利潤的大老闆並非唯一的罪魁禍首。美國外交政策長期充滿矛盾，中情局常常出手破壞那些與美國國家甚至企業利益相左的民主政權。制定更有原則的做法是關鍵，否則美國聲稱自己捍衛民主人權的說法將仍是空話。
其次，我們必須加快轉型為碳中和經濟，這是讓那些產油的流氓國家失勢的唯一方法，同時這也有利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不過，我們也得避免在關鍵礦物加工或其他「綠色經濟」關鍵原料方面，對中國產生新的依賴。所幸還有其他許多國家能可靠地提供這些產品，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和越南。
最後，科技政策必須成為國際經貿的關鍵環節。如果美國支持有利資本家而非勞工的技術發展（透過自動化、離岸外包、國際稅收套利），我們將陷入與過去半個世紀同樣糟糕的平衡狀態。但如果我們投資那些能建立更具專業知識和生產力的勞工導向技術，就有機會讓李嘉圖的理論發揮它該有的作用。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