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在夜裡被捕 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

中國議題

週日一早,我們打電話給穆尼拉,表示會過去一趟。當天下午我和瑪爾哈巴開車前往他們家。

卡米爾的研究機構依傍一座迷人的院子而建。卡米爾和他許多同事都住在院內一棟住宅樓,與他工作的大樓僅相隔百米。

我在卡米爾的住宅樓前停車。圖瑪莉絲正在門前與其他孩子玩耍。一見到我們,便跑過來說媽媽在家,說完又跑回去和同伴玩了。

他們家在三樓。穆尼拉開了門,她垮著一張臉,看得出來侷促不安。她招呼我們到客廳沙發上坐,我們坐下來如常寒暄問候。「卡米爾不在家啊?」我問。穆尼拉連忙豎起右手食指抵著嘴唇,左手向上指了指天花板。她的意思很清楚:現在不要提卡米爾,屋裡可能有竊聽裝置。我和瑪爾哈巴立刻明白事態嚴重。

「我們去院子吧。」穆尼拉消沉地說。

我們一起走出住宅樓。空氣濕熱,樓前的院子裡,幾名維吾爾婦女坐在長凳上聊天。穆尼拉避開她們,領我們走向遠處一張長凳。我們才一坐下,她就哭了出來。看著她哭,我們也心痛,卻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過了一會兒,穆尼拉擦乾雙眼,用柔和的聲調告訴我們發生的事。

「我很快就回家」的父親再也沒有回家

六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五點左右,穆尼拉做好晚飯,發簡訊給還在工作的卡米爾說:「晚飯好了。」

「我很快就回家。」他回覆。但半小時過後仍未見卡米爾的人影。

穆尼拉又發了簡訊給他。「飯菜要涼了。你在哪裡?」

卡米爾回覆了:「你們先吃,我晚點吃。」奇怪的是,簡訊上用的是中文,不是他們的維吾爾母語。

又半小時過去,穆尼拉按捺不住擔心。「你沒事吧?怎麼還沒回家?」

這一次卡米爾沒有回答。穆尼拉下樓走到卡米爾工作的大樓,仰頭看向丈夫位於四樓的辦公室,窗戶是暗的。穆尼拉馬上打電話給卡米爾,但他沒接。她又打給跟卡米爾同辦公室的同事哈利普,問他卡米爾去了哪裡。哈利普說他們有必要見面談。哈利普的家也在同一座庭園,穆尼拉於是走路過去。哈利普下樓跟她說當天下午發生的事。

大約四點時,卡米爾、哈利普和同事艾斯卡爾還在辦公室工作,卡米爾接到一通電話。

電話掛斷時,他臉色灰白,神色焦躁地走出辦公室下樓。哈利普和艾斯克感覺不對勁,跑到窗邊往樓下看,看到三名男子把卡米爾押上車,車子發動開走。他們猜測那些人是國安人員。

穆尼拉一回到自家,馬上又打給卡米爾,還是沒人接。她發訊息給他,這次他回覆了。

他說他沒事,警察有一些話要問他,他答完就會回家。但在這之後訊息便停了。

兩天後,三名警察載著卡米爾回家。其中一人偕穆尼拉到外面庭園等候,另兩人率卡米爾走進公寓。兩小時候,警察帶著卡米爾和他的筆電走出來,上車駛離。穆尼拉回家才發現,他們家被搜得天翻地覆。衣櫥、抽屜、五斗櫃、行李箱全都敞開。她進到臥房,看到

就連床單和床架都被拆開甩在地上。卡米爾的書和文件散落一地。警察在他們家搜了兩個鐘頭,最後只帶走卡米爾的筆電。穆尼拉不明白他們想找什麼。

隔天,卡米爾再度發來訊息,用中文寫著:「他們要帶我去喀什。請帶幾件換洗衣物給我。」她要在一小時內趕到科學院大院正門,那位於自治區國家安全廳附近,到時會有一名警察出來見她。穆尼拉回訊問卡米爾還需要什麼,但他沒再回覆。

穆尼拉帶了衣物過去。卡米爾被軟禁在科學院某一棟樓內一間房子。他一見到穆尼拉就哭了出來,難以言語。警方要穆尼拉相信政府會秉公處理,與此同時,請她不要追究卡米爾的去向,必要的時候他們會聯絡她。說完就送她回家了。從此穆尼拉失去與卡米爾的一切聯繫。

只要有一個維人被捕,當局就會鎖定他的親朋好友

我的背流出冷汗,瑪爾哈巴臉色蒼白。我們跟穆尼拉說,只要幫得上忙我們隨時願意,也窮盡言詞安慰她。但我們說的每一句安慰的話都感覺了無生息且無濟於事。

我們離開前,穆尼拉請我們別跟任何人說這件事。這通常有兩個原因。其一,無論逮捕事由是什麼,也無論公不公正,一般人總異常提防那些被拘留的人。如果一戶人家裡有一個人被抓,尤其又是出於政治因素,其他聽聞風聲的人和那家人來往會覺得不自在,甚至會加以迴避。第二,萬一被逮捕的人很快被釋放,如果不揭壺蓋,沒有人會知道,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不過一個人要是被拘留太久,就不可能隱瞞了。這點人人都明白。我們答應穆尼拉不會說出去。當然,我們也無意當傳播壞消息的人。

與穆尼拉道別後,我們走向車子,圖瑪莉絲追上來道再見。見她開朗的模樣,我猜穆尼拉一定對她隱瞞了卡米爾被捕的事。就算圖瑪莉絲知道,或許她年紀還太小,不懂整件事有多可怕。

天色漸漸黑了,薄暮降臨,下班的人行色匆匆回家。

我開車走外環路回家。瑪爾哈巴明白卡米爾被捕對我是多沉重的打擊。一路上我們靜默無話。

多年前,我從北京回來開始在烏魯木齊教書,卡米爾跟我說他工作的研究機構圖書館裡,有一套六冊的中文書,僅供內部流通。這套用油印機印的書,題名為《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研究》,彙編目的是為了「解毒」,從維吾爾地區掃除所謂泛伊斯蘭主義和泛土耳其主義的毒素,協助對抗「民族分離主義」。其中有兩冊是外國學者寫維吾爾議題的翻譯文集。政府只允許特定研究者和官員看這些書籍資料,我們其他人連碰都很難有機會碰。我很想看看那些書,卡米爾因此應我要求,從機構圖書館為我借出這兩冊書。但我讀完後正好為了準備出國萬分忙碌,就忘了把書還給卡米爾。

沒多久,我留學土耳其的計畫隨著我在中國邊境被捕宣告結束,訊問者問還有誰知道我的留學計畫,我說卡米爾和我另一個朋友知道。警察搜索我在烏魯木齊教書的學校宿舍房間,找到了那兩本書。這下子卡米爾麻煩大了。後來警察審訊我的那一個月,也頻頻聯絡他

進行突襲訊問。終於,警方始終未能找到合理將我送上法庭的犯罪證據,也就放棄審訊卡米爾。我先是被羈押監禁,後來未經審判便被送進勞教所。

從卡米爾和穆尼拉住處開車回家的路上,我思索著這一切。按照常理,只要有一個維吾爾人被捕,當局就會鎖定與此案件相關的人士,以及被捕者的親朋好友。

事先打包衣物,為在夜裡被捕做好準備

當晚,兩個女兒都就寢後,我從鞋櫃找出一雙結實耐穿的秋靴放在門後,接著又翻找臥房衣櫃,從冬衣中抽出一條牛仔褲、一件毛衣、一件寬鬆外套,並在外套口袋裡塞了一條小毛巾。我坐在床上折這些衣服,瑪爾哈巴忙完她的事走進臥房,看著我露出詫異的表情。

「你在做什麼?」

「我在準備,以防萬一。」

「萬一什麼?」

「他們可能會找上我。萬一把我帶走,我希望穿得暖和些。」

「你是說因為卡米爾嗎?」

「可能是,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只是有預感。」

「別嚇唬自己。你不會有事的。」

「你也不信自己的話,你心知肚明。這幾個月內,這幾天內,什麼事我們都有可能遇到。」

我繼續折衣服一邊說:「你知道二十年前和我同在勞教所的其他人又都被抓了。我從來沒像現在一樣擔心這件事。」

她哀傷地看著那疊衣服。「帶你那件黑色毛衣比較好,比較暖。」

「那件太厚了。七月天的,我穿件厚毛衣能看嗎。」我玩笑道,把折好的衣服疊放在床邊。

大規模抓捕展開以來,多數被拘留的維吾爾人都是被電話召往地方居委會或派出所,然後被帶走。但也有一些人,特別是知識份子,是半夜在家裡被帶走的。我聽說夜半後警察到預備逮捕的人家敲門,對方只要一開門,警察就會確認姓名,把手銬往人手腕上一銬,隨即把人帶走,甚至讓他們換件衣服都不會。當下那人穿的是什麼,也就只剩下什麼。有的人穿著睡衣就被帶走。

接下來的事人人都知道。警察會把囚徒帶進監牢或營內的牢房,裡面除了很高的天花板、四道厚牆、各角落的監視器、鐵門一扇和冷冰冰的水泥地,剩下什麼也沒有。你熱還能脫衣服,可是冷的話,什麼也做不了。即使在盛夏,這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如果夜半有人來敲我家的門,我打算先換上暖和的衣服和秋靴再去開門。雖然卡米爾是白天被抓的,但我有強烈的預感,他們會在夜裡找上我。

「他們要是抓了我,你不要打探我的下落」

我和瑪爾哈巴都沉默半晌。我們肩並肩躺在床上。

「你覺得他們為什麼要抓卡米爾?」她問。

「我也一直在想。」我遲疑地說。「但我就是想不透。卡米爾自己八成也不知道。」

我們再度沉默。我關上燈。

「我想請你做一件事。」我說。「請你一定要答應我。」

「什麼事?先告訴我。」

「我是認真的。」我堅決地說。「你先答應我。」

「好吧。」她低聲回答。

「他們要是抓了我,你不要失去自己。不要打探我的下落,不要求助,不要嘗試花錢把我弄出去。這次和以往都不同。他們在計畫一些見不得光的事。這次不會通知家屬,到派出所也問不到什麼的。所以你別費心做那些事。把我們的家打點好,好好照顧我們女兒,把生活過得像是我還在。我不怕坐牢。我怕的是我不在了,你和女兒煎熬受苦。所以我希望你記著我說的話。」

「你就非要說得像是赴死嗎?」她不自在地問。

「我的銀行卡PIN碼,你是知道的。」我又補了一句。

瑪爾哈巴哭了出來。我已經先把燈關了,才不會看見她哭。漆黑闃寂之中,只聽見她靜靜抽泣。

往後一星期,我一直保持等待被捕的狀態。瑪爾哈巴和我打過三次電話給穆尼拉,問她有沒有卡米爾的消息。沒有任何消息。我們漸漸覺得穆尼拉似乎不希望我們再問下去,所以也不再追問了。

一個星期平安無事過去。我感覺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了,也稍微淡定了些。但我還是把那堆衣物備在床邊。

後來我才知道,不單只有我會在床邊準備一套保暖衣服。一天晚間,我出門去公寓小區前的便利商店買牛奶,遇見一個我認識的年輕翻譯,名叫阿迪里。五年前他從新疆大學維吾爾語文學系畢業後,一直到找不到主修領域的工作,於是當起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翻譯維生。這些日子以來他一直處在恐懼當中。凡是有認識的外國朋友、有出國旅遊的紀錄,甚至是在其他國家有親戚朋友,現在都足以構成維吾爾人被捕的理由,特別是與伊斯蘭教國家有牽涉。雖然阿迪里從未去過土耳其或阿拉伯國家,只有在烏魯木齊靠自己學會這兩種語言,他還是很擔心自己有危險。

我們聊著聊著,話題自然轉向彼此認識的人哪些被抓了。阿迪里提到上個月,他睡覺都會在床頭備一套保暖衣物,我說我也是。聽阿迪里說,他有不少朋友和熟人也一樣,準備好隨時穿上可走的保暖衣裳。我們拿這整件事的陰鬱和荒謬說笑,兩個人笑了好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