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
蘇帕奇（Paola Subacchi），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全球政策研究所國際經濟學教授，她最新發布了一份報告，名為《全球金融系統去風險化：建立「新共識」》。
阿根廷新當選總統米雷伊（Javier Milei）是一名自由主義（libertarian）經濟學家，也自稱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anarcho-capitalist），他承諾振興萎靡不振的國內經濟，並遏制失控的通貨膨脹。有鑒於過去幾十年來阿根廷經濟狀況惡劣，且有多次債務違約的紀錄（最近一次是2020年為650億美元進行債務重組），這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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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化」是將貨幣政策控制權交到美國Fed手裡
阿根廷2023年GDP預計縮水2.5%、通膨高達140％以上，其經濟前景一片黯淡。阿根廷披索（peso）兌美元匯率跌至歷史新低，導致官方及黑市匯率價差超過150％，該國面臨第十次債務違約風險。正如歷史顯示，要化解阿根廷總體經濟失衡，必須在不加劇經濟危機之下減少公共支出。
為此米雷伊提議將阿根廷「美元化」，把美元訂為該國唯一法定貨幣，這種做法並非沒有先例。阿根廷過去嘗試導入總體經濟紀律時納入「通貨委員會」（currency board）制度，讓披索以1比1釘住美元，這項制度運行了近十年，但在2000年代初又一場債務危機中崩潰。米雷伊的計畫是徹底廢除披索，因為他相信關閉中央銀行的「印鈔機」將有效遏制公共支出。
然而這樣的想法恐怕是一廂情願。公共支出是由許多因素推動，而不只是印鈔得來的「橫財」，而美元化可能使阿根廷更難為他的赤字融資。此外，該國貨幣政策的控制權將落入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手中，並因此失去調整匯率的空間，例如貶值以提升出口競爭力。正如阿根廷實施「通貨委員會」制度的經驗所顯示，把內部經濟交由外部控制將犧牲政策靈活性，2001年時這點顯然削弱了該國決策者應對外部衝擊的能力。
與米雷伊相信的恰恰相反，美元化會對穩定總體經濟構成挑戰，明智的決策者應該反對而非鼓勵這樣的做法。
改美元為法幣更易受匯率波動衝擊
亞美尼亞、喬治亞等前蘇聯國家的經驗是很好的例子。1991年這兩國獨立後都創造了自己的貨幣，但在管理市場經濟過渡期、控制惡性通膨、應對貨幣狂貶等種種政策之下，美元化成為普遍現象。總體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劇時，民眾轉向持有美元，把美元當作安全的價值儲存載體。僑匯流入同樣促使愈來愈多銀行存款是以美元存款，現在某種程度上仍是如此。
問題在於，銀行體系美元化後容易受到不穩定的匯率波動、資本流突然轉變等外部衝擊影響。舉例而言，資本流入可能加劇「貨幣錯置」（currency mismatch）的狀況，使接受資本的國家的貨幣易受貶值影響，而減輕這種風險通常需要對貨幣政策施加額外限制。
然而，總體經濟的穩定並不是唯一的問題。國家貨幣代表貨幣獨立，並在塑造文化認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今（2023）9月年亞美尼亞中央銀行在一場名為「我們是德拉姆（dram）」的國際會議談到這種感情，今年是亞美尼亞貨幣德拉姆建立30週年。正如主辦者所言，「德拉姆不只是一種貨幣，它訴說著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做為一個國家所克服的所有困境。」
放棄「貨幣主權」是政經脆弱的表現
貨幣主權是現代國家及經濟的基本特徵。它不僅攸關一國在自己領土內發行貨幣的權力，還涉及管理貨幣供給、設定利率、監管及建立匯率制度，以及透過控制貨幣和資本影響央行外匯存底等種種權力。國家發行的貨幣被認可為法定貨幣，代表它能用於購買商品、服務以及償還債務。而央行負責確保法幣能在銀行體系流通，並作為商業銀行的最後貸款人。
這樣的背景下，米雷伊計畫將阿根廷美元化似乎混淆了貨幣主權與控制開立發票、結算交易、累積儲蓄等各項機制之間的區別。此外，它也符合自由主義的信念，即國家的角色和規模必須不可逆轉地大幅降低。
這樣的主張至少是值得懷疑的。貨幣主權是一項重大公共產品，需要可信機構支持以強化經濟穩定性和民主治理。美元化和自願放棄貨幣獨立是經濟和政治脆弱的表現，這對阿根廷經濟或其民主制度的未來並不是一個好兆頭。
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洪培英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