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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楠筠，中國學者，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凱洛格管理學院教授，她也是該校「中國實驗室」及「中國經濟實驗室」的創始主任。
中國青年的高失業率愈來愈讓年輕人感到幻滅，許多人甚至乾脆「放棄」工作，引起國際媒體和中國決策者密切關注。一般的解釋是把這件事與中國最近經濟成長放緩掛勾，但事實上這個現象還有其他深層的原因。
上海、北京家教開價喊到每小時快4千台幣
數十年來，中國年輕人的憂鬱問題不斷加劇，很大程度上被歸咎於中國嚴格的教育體系、過去的一胎化政策，以及高度的遷居限制。中國年輕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花在永無止盡的苦讀上面，他們因此筋疲力盡。考取好大學被視為是獲得好工作的必要條件，而對於住在鄉村的孩子，在戶口制度底下，取得大學學歷是他們合法搬去城市唯一的方法。在城市，家戶可支配年收入平均為6446美元（約新台幣20萬元），這樣的金額足以維持一個中產家庭的生活。相反地，鄉村地區的家戶可支配年收入平均只有2533美元（約新台幣7.8萬元），這是相對貧窮的生活水準。
彷彿嫌考大學的壓力還不夠沉重似的，嚴格的學校體制讓情況更為惡化。9年義務教育之後，學生必須接受高中入學考試，只有一半的人能通過並進入高中就讀，其他落榜者只好唸高職，未來注定只能從事低薪工作。
所以中國小孩從小就拼命念書。除了上學之外，他們也會去上收費高昂的補習班，還有音樂或西洋棋之類的才藝班，這些才藝能在升學時加分，但具體加分方式並不透明。為了減輕上述壓力，中國政府對營利補教事業頒布禁令，並禁止公立學校教師提供補習服務。然而這只增加了更多壓力，因為隨著供給降低，反而推升了補習班和家教的費用。
上海和北京的富裕家庭現在支付私人家教每個小時120-400美元（約新台幣3700-1.2萬元），而家裡沒那麼有錢的學生只好更努力讀書，自己彌補父母已經無力再負擔的家教費。1980、90年代中國村莊和城市大街滿是小孩到處跑，如今這種景象除非是假日，否則已經相當罕見。就連週末下午的公園遊樂場也空空蕩蕩的，孩子們都關在家裡讀書。
十年來中國兒童自殺率增加了5倍
另一個造成年輕人憂鬱的原因是寂寞。由於1979-2016年的一胎化政策，城市地區的孩子通常沒有兄弟姊妹。有別於實施一胎化政策後的第一代獨生子女，之後幾代的小孩甚至連能一起玩的堂表兄弟姊妹都沒有（畢竟他們的父母也沒有手足）。一項調查針對中國大學生的調查發現，比起有兄弟姊妹的同學，獨生子女更有可能經歷焦慮和憂鬱的情緒。2010年以來，5-14歲中國兒童的自殺率已經增加了5倍有餘。
父母也面臨龐大壓力。除了照顧孩子，大部分住在城市的中年夫婦也必須照顧自己的父母。相形之下，在人口大約4.91億、一胎化政策沒有那麼嚴格實行的農村地區，成人通常有手足一起分擔這個壓力。不過一旦他們有了小孩，他們將面臨更多壓力。許多人必須去城市尋找薪資更高的工作，但戶口制度讓他們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今日中國人口大約有11%是城鄉移民，而這代表有6900萬個小孩被留在農村。
留在農村和孩子待在一起的父母則面臨另一種問題。2000-2015年間約有30萬所農村學校關閉，12%國小學童、50%國中生必須就讀遠地的寄宿學校。除了孩子出生後最初幾年，許多農村父母之後都得和孩子分開，並長時間工作好讓他們接受教育。諷刺的是，如果他們的孩子最終學業有成，他們團聚的機會將變得更小，因為大部分大學畢業生都會在城市永久安頓下來。
2018年中國成人中平均有35%人反映自己感到憂鬱，而這個比例在農村居民和女性之間要再高出50%。廣泛的憂鬱情緒顯然對任何社會都構成危險，預示著經濟停滯、低出生率的前景，令人聯想到1990年代開始在日本浮現的種種問題。
中央下放教育決策給大學、撤銷城鄉遷移限制
好消息是，有政策能直接解決上述問題。首先是擺脫由中央統籌計畫的僵化教育制度，地方政府應能決定建立多少所學校、接受多少學生，各高中和大學自行決定讓誰入學，包括那些「大器晚成」的學生，他們小時候可能並不擅長考試。政府仍能監管學校，但為了提升制度彈性，它應該進行去中心化，把大部分決策委任各學校自己決定。光這點就能減輕許多年輕學子和他們父母的壓力。
第二步是撤銷城鄉移民的戶口限制，這項制度迫使家庭分離，而且讓農村地區陷於貧窮。隨著總體經濟成長衰退，這個解套方法更形重要。農村地區不能只是坐等下一波成長榮景，他們必須獲得和城市家庭相同的機會。尤有甚者，農村勞力能填補工廠低技術職缺並提高生產力。當大學畢業生為尋找高薪工作苦苦掙扎，製造組裝業還有3000萬個工作空缺。
推行這些政策勢必得付出代價。改變教育制度會引起當前利害關係人反彈，而准許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將讓城市變得更加壅塞。但採取上述措施也會帶來明顯益處，不僅能強化經濟成長，還能改善中國年輕人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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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是由《信傳媒》洪培英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