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一個時代的結束

兩岸國際

6月4日,一如往常的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天安門事件死難者悼念活動。只是在經歷了這幾年北京政府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質內涵的修正與檢討,中國經濟市場對香港各種干預的潮起潮落,儘管面對自雨傘佔中行動與特首改選之後香港社會與中國北京之間的尷尬糾葛情結,以及包括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的寒蟬效應,香港,這個世界最繁榮的經濟體之一,在面對「50年不變」下的諸多改變時,社會的伏流依然不斷的前進著。

中國經濟成長與改革開放之後伴隨的民主風潮始終沒來

今年,當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在六四前夕聯合11所大學學生會舉辦「重鑑六四意義、構思香港前路」論壇並發表聲明,並且不再參加今年舉行之維園六四悼念活動之時。儘管此舉在香港民主陣營當中掀起軒然大波並且飽受攻擊,但在九七之後出生成長的新一代香港年輕學子所積極反思的,是在經歷了20年一國兩制的試驗之後,香港的自由與主體性存續的嚴肅問題。

無獨有偶的,中國六四民運領袖之一的王丹,也在六月宣布將離開台灣。固然王丹的移居美國有其個人因素,但是不可否認的,有別於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下成長的世代,在新一代台灣年輕人的思維裡,中國的民主與否,早已經與台灣人的關係漸行漸遠。而從保釣到野百合,從到野草莓再到太陽花,民主的願景作為摻和大中華民族主義的臍帶功能更是越來越薄弱。

這確實是歷史的弔詭與始料未及。

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任領導人兢兢業業於在原有的社會主義一黨專政體制上,企圖帶領中國從脫離貧窮走向富強。而在六四天安門事件落幕之後,不管是鄧小平的九二南巡或者是辜汪九二會談,香港與台灣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都適時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但自當時期望中國的經濟成長與改革開放之後可以伴隨的民主風潮,卻一直沒有到來。

中國強大、繁榮但他不會是個家

中國是富強了,從晉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角度而言這毋庸置疑。但是這個富強的中國卻變得更封閉,更自卑,更怕人瞧不起。在經濟上的保護主義策略奏效之後,「具有中國特色的」這幾個字眼就成了中國政治上的必勝方程式與護身符。太平天國式的富強讓中國上上下下沈浸在拉幫結派搶錢搶糧的歡愉之中,卻每一個人心中都明白在這之後就是移民洗錢讓下一代在海外落地生根。

而當中國富強了,有能力有辦法的人自己可以走出來了,圍起的高牆就成了讓其中的經濟活動得以熱絡,讓每一個在牆裡的人可以樂在其中的正當理由。當中國儼然就成了地球上最大的賭場,這一切的一切瞬間就變得理所當然。沒有多少人會在意進了賭場能不能投票,有沒有言論自由,不會在意賭場的老闆是怎麼選出來,不會在意賭場是不是監看著每一個進到賭場的人。只要在富麗堂皇的燈光下,持續有一個又一個中大獎的驚呼讚嘆聲,身在其中的人永遠會樂此不疲,就算面對身旁高喊莊家出千的人被警衛押走也會視若無睹。

不管是從九二或是九七起算,這二十年的中國輝煌對香港與台灣的人民而言,中國,就是個賭場。他強大,他繁榮,他難以對抗,但是,他不會是個家。

即便是身在其中的中國人民心底也明白,貪,是打不完的。貪,是源自於對過去苦難再臨的恐懼,以及對未來持續的不抱期望。貪,才是中國現階段得以維持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基本根源。

當中國的民主,不再是其他人的未來與責任,中國人民的實質民主與否,也與其他人越來越沒有關係之時,獨立香港與台灣的,就不是這些民運學運人士,不是政治上的文攻武嚇,更不是帝國主義分裂的煽動,而是中國自己必須越築越厚的高牆。

金紫荊廣場上的習總書記,您明白這個道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