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Joseph E. Stiglitz，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擔任2007年聯合獲得諾貝爾獎的1995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的首席主筆。
雖然我們已經開始為了氣候變遷付出了高昂代價，但現在的兒童和年輕人們，將不得不忍受更糟糕的環境，而且還要忍受更長的時間。事實上，如果我們繼續走在現行的道路上，那麼氣候變遷就只會在年輕人的餘生中持續加劇。這就是為什麼有一群美國年輕人在2015年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政府在做決策時，要負責任地考量到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已開始對青少年產生影響
在氣候變遷的影響完全顯現之前，我早已離開這個世界。但在「朱莉安娜訴美國案」中21位年輕人中的每一位都將親眼目睹自己的生活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為這事關他們的未來，要求美國兒童到一定年齡後再為改變投票是不可能的。
有在正常運行的司法系統是公眾可以追究領導人責任的重要機制。對孩子們而言，時至今日，這是他們唯一的補救方法。氣候變遷是現在年輕人焦慮和抑鬱的主要原因，這已經開始在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造成影響了。
美國政府積極打壓朱莉安娜案
而「朱莉安娜案的21位原告」正在為所有美國人說話。我們都有權享有清潔的空氣和水，以及宜居的氣候。但聯邦政府非但不支持他們，反而堅決反對年輕的原告們在法庭上發表主張。從朱莉安娜提起訴訟的9年以來，以朱莉安娜為首的21位年輕人及其法律團隊已經14次擊敗了美國政府試圖阻止該案件發展的企圖，而我也一直在為本案件提供無償的專家服務。
就在上個月，美國政府在朱莉安娜訴訟中第7次申請強制令，這是一種極端的法律手段，也就是上級法院命令下級法院拒絕審理案件，而不是按照常規程序，上級法院僅在下級法院審理完案件後才對案件作出裁決。這個舉動顛覆了司法程序，阻止了以朱莉安娜為首的21名原告所提出的證據在公開法庭上被聽取和考慮。
鑒於世界各地及美國法院一直允許年輕的原告們提起類似的訴訟，因此政府的行為令人十分困惑。例如，在非營利機構「我們孩子的信託」所提起的另外一起訴訟中（此機構同樣提起了朱莉安娜案），蒙大拿州法院最近認定，每增加一噸溫室氣體排放，就會導致給年輕原告造成的、本就嚴重的憲法傷害加劇。因此，法官裁定政府官員在審核化石燃料許可證申請時，必須考慮這些傷害。隨著蒙大拿州最高法院駁回該州暫停執行上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定申請，州政府現在已經在嘗試將新標準付諸實施。
朱莉安娜案以自己的方式書寫了法律史，畢竟美國還沒有哪個案件有過多達7份強制令申請記錄。就像原告們所說的那樣，「在以美國司法部為代表被告的4萬多起民事訴訟案中，只有朱莉安娜案迫使副檢察長企圖阻止在審判中呈遞證據記錄…而這樣做的理由純粹是因為會讓政府耗資過多。」
案件延遲許久，環境成本遠遠高於政府的財政成本
正如蒙大拿法院所承認的那樣，氣候危機正變得日益嚴重。每天都有更多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氣中，而且每天美國政府都需要耗資數千萬美元去補貼化石燃料。這導致我們付出了雙倍的代價，既要承擔補貼本身的成本，同時還要承擔通過鑽井和以高污染燃料而非清潔可用的可再生能源為能源部門供電所造成的環境及健康損失。
如果政府提起訴訟的代價太高，部分原因是因為政府已經為壓制以朱莉安娜為首的21名原告進行了長達9年的努力。的確，再次拖延只會增加總體預期訴訟成本。此外，我對過去九年的延遲所造成的環境成本的評估表明，這些成本遠遠高於政府提出的財政成本。
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政府表態，「我們不干涉司法部。」在上述情況下，政府作為被告理應對副檢察長的所作所為負全責。
將氣候變遷納入決策考慮是理所當然的
在道德、經濟和環境方面的最佳結果是與孩子們達成和解，而他們所希望的僅僅是政府在決策時，將氣候變遷對他們及後代的影響納入考慮，且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出於某種特殊原因政府不願和解，那麼至少應當允許對本案進行審理。美國憲法和司法體系是決定我們的民主能為那些在氣候危機等危及生命的長期問題上，不掌握投票權的年輕人提供權利的有力工具。
朱莉安娜案的21名原告明白，如果副檢察長再次成功推遲其案件審判，他們將繼續無力阻止政府惡化氣候問題。就像迫切需要解決氣候危機一樣，現在也迫切需要阻止副檢察長採取非常規手段要求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駁回此案，從而實際剝奪年輕原告庭審的權利。
我們必須對朱莉安娜案的21位原告表示支持。在本案中，正義的遲到就真正等於正義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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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之中文翻譯由Project Syndicate提供，再經《信傳媒》林伶潔編輯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