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民人均所得，在1950年代左右，僅不到1000美元，到了2021年，已經成長超過3萬美元，這70年高速發展的經濟成就，被認為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成為東亞經濟奇蹟的重要典範。這個發展成就不只來自大有為的發展型國家官僚規劃，還必須注意到在地緣政治下的安全焦慮，包括不正常的國家狀態與潛在的戰爭風險，也是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例如有論者認為戰後國民黨撤退至台灣，其官僚面對大陸地區的潰敗經驗，以及1950年代外部的軍事威脅，具有高度的危機意識去經濟並推動工業化。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除了回應全球的石油危機，也是對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及美中關係改變的回應。
安全焦慮下的經濟發展成就，也確實成為台灣在地緣政治生存的重要資產與手段，例如台灣在1970年代後採取重視實質經貿往來的彈性外交與務實外交政策突破外交危機與國際孤立問題。2000年後的「矽屏障」或是近年來出現的「護國神山」的概念，則意謂台灣的電子資訊產業成為全世界的資訊產品不可或缺的供應鏈產地，使得台灣能獲得相應的軍事與外交安全保障。
高速發展的代價：社會耗損與分配不均
在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為了快速地實現資本積累，因此具有低租稅負擔率、低度保護的勞動市場，以及政府低度投資的福利系統等特徵。這一發展模式的代價是嚴重的社會耗損，侵蝕社會的再生產能力，重分配能力有限。
這類似於韓國社會學家張慶燮（Chang Kyung-Sup）形容東亞國家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發展特徵，為了追求極大化的經濟成長而犧牲社會再生產的資源與條件，他將這一現象稱之為「生產極大化，再生產熔毀」（productive maximization, reproductive meltdown）。
台灣低度保護的勞動市場，源自戰後國民黨威權政府對工人運動與工會的打壓與控制，台灣的工會組織率低落，至2022年仍僅有8%，因此台灣勞工在經濟生產中獲得的勞動份額一直都比OECD國家勞工低10-15%。而且並非所有人都能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
從數據來看，2013年至2022年之間，薪資中位數的成長幅度僅有16.6%，低於薪資平均數的成長幅度25%。最後台灣勞工還一直面臨工時過長的問題，2022年總工時高達2007小時，排名全球第六。低薪高工時都使得資本家能占有更多的勞動剩餘積累資本。
台灣租稅負擔率低，影響所得重分配
台灣自1966年以來，租稅負擔率一直低於20%，因此對於所得重分配影響力相當低落，2001-2022年，租稅對所得分配的影響僅可縮減0.14-0.16倍。長期來看，台灣的不平等程度仍在惡化，1981年的家庭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為4.21，到了2022年則擴大至6.15。
低租稅負擔連帶使得台灣社會福利的政府支出偏低，其支出比例一直都遠低於OECD國家國際水準，限制了社會政策重分配的效果，台灣在2021年的社會保障的公共支出占GDP比例為11.1%，同期OECD國家平均為21.1%。進一步檢視廣義的社會政策，包括健康與教育，也有公共支出偏低的結果。
在健康的公共支出方面，2021年台灣的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占GDP比例為6.56%，其中公部門支出占比例62.17%，同時期OECD國家的醫療支出占GDP比例平均為9.2%，其中公部門平均支出占比例為73%。在教育支出方面，2019年台灣各級教育的公部門教育經費占GDP比例為3.6%，OECD國家平均則為4.4%。
低度保護的勞動市場與政府低度投資的社會政策，使得許多台灣勞工面臨工作與照顧兩邊燒，在收入與時間的貧窮問題下缺乏成家育兒的意願，形成全球少有的超低生育率（ultra-low fertility）現象，至2022年台灣總生育率僅有0.87人（平均每一位婦女一生只生育0.87人）。
超低生育率下的人口結構轉型，不僅造成學校關閉與勞動市場缺工，同時影響國防兵源招募。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口減少也使得勞保基金的收入減少，年輕人口對老年人的撫養壓力增加。
另外由於租稅與社會政策的重分配能力有限，使得貧富不均持續擴大，除了造成民粹主義擴大不利民主體制以外，近期研究也指出，分配不平等將降低非富有人口的國家榮譽感，使得其投入衛國戰爭的意願降低。台灣作為一台生產機器，在持續高速運轉下，許多零件已經嚴重耗損，亟待維修保養。
在地緣政治下重建社會團結基礎
回到地緣政治的視角，只要台灣仍處於不正常國家的狀態，而且面臨潛在的戰爭風險，那麼經濟發展就會是重要的自我保護手段。但是過去帶來安全的經濟成長模式，已經留下許多負面遺產，包括超低生育率、分配不均惡化等問題，將削弱未來台灣面對地緣政治競爭的社會基礎。
為此我們需要構想出新的經濟成長模式，這一成長模式需要有更積極的社會政策，以修補社會耗損和降低不平等為目標，提高勞動保護與政府對社會福利系統的投資，打造社會團結與鞏固民主的重要基石，才能應對長期的地緣政治風險。近年來由於中美貿易戰帶來的供應鏈重組與資本回流，使得政府的稅收也超過預期，必須要好好把握這次契機下的紅利推動上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