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新政治》青年低薪、底層赤字動搖民主   賴清德須負起解決底層人民生活困難的責任

520專題

蔡英文卸任,台灣正式進入賴清德執政時代,信傳媒推出一系列520新政治專題,回顧蔡英文8年的功過以及新總統賴清德即將面臨的挑戰。

回顧過去蔡英文任內8年,台灣的國際社會中的能見度大幅提升,不過在內政上卻浮現諸多隱憂,尤其是蔡英文曾經承諾的青年低薪改善空間不多,高房價、居住正義問題,8年間不僅未獲的解決,甚至還更為惡化,年輕人不婚不生已成國安危機,當青年低薪逐漸啃食民主根基,如何解決底層人民的經濟問題。這已經是新總統賴清德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第16任總統、副總統於2024年5月20日就職,此為台灣人民第7次投票選出總統、副總統。

民主政治不只是定期選舉,選出來的國家領導人是來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理論上,民主政治不同於市場經濟,係由一人一票所決定,不受個人所得(或財富)多寡的影響。在所得分配不均的社會中,底層個人與家庭維持基本生存所需,如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醫療照護、退休年金等都得仰賴政府提供。為贏得選舉繼續執政,政黨必定設法滿足她們的需求。

全球化是資本家的機會,底層人民卻須承受其代價

當經濟危機,人民生活困頓,戰爭以及其他社會不穩定的時刻支持民主的力量就會衰微;當愈多的民眾享受到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認同政府推動的各項社會政策與所得重分配政策以改善社會不平等時,支持民主的力量就會壯大。所以,新總統必須向社會展現自己有決心、有能力解決多數民眾面臨的生活問題,以充實台灣民主內涵。

全球化下,資金與技術跨國移動的政治障礙幾已移除,一國商品的市場規模大小不再由該國領土疆域所界定,而是決定於商品競爭力,然而全球化並不會因此讓大多數國民,尤其是底層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居住與工作的國家。

過去,政府放任廠商資金及技術西進中國,又大量引進外勞,對可以跨國移動生產要素的擁有者而言,全球化是機會,而未擁有者(以底層人民為主)則須承受全球化的代價。新政府若不解決全球化引起的底層人民經濟地位持續弱化的問題,她們要翻身就得透過選舉改變現有政策,甚至推翻現有體制。

低薪衍生了許多問題,高等教育私有化更造成階級固化

台灣底層人民經濟地位持續弱化,係因受僱人員報酬過低。無論勞方或資方,投入生產活動,以獲取所得做為報酬,有了所得才能消費或儲蓄。若從這個角度衡量國民經濟活動,GDP(國內生產毛額)可分為資本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勞動所得(受僱人員報酬)以及政府取得的間接稅,受薪階層能享受到多少經濟成長果實要看勞動份額(勞動所得/GDP)的水準。

民主轉型後,我國勞動份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2021年已降至43.0%,不僅低於1981年的48.6%,也低於OECD國家平均值。至於資本份額(資本報酬/GDP)則持續上升到了2021年已高達52.3%。

勞動份額偏低衍生許問多題,其中年輕世代最在意的是工作難找、薪水不漲、儲蓄能力不足,以及高等教育雙重剝削等問題。高等教育私有化、政府高等教育支出過低以及私立院校學雜費過高等因素造成階級固化。有社經地位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進入公立大學的機率大於底層家庭;加上公立大學享受較多的政府資源,不僅學雜費低廉,受教品質良好,畢業後出路較好。

高等教育不再是階級翻轉的機會,反而是債務陷阱

由於公私立大學在學學生數比呈4:6,造成私校學生享受政府資源嚴重不足。加上就讀私立大學學生,多來自底層家庭,高學雜費使得他們必須依賴學貸及打工才能完成學業。畢業後,較差的受教品質造成工作難找,能找到的多為低薪工作。

在學時期已負債沈重,畢業後面對的卻是低薪工作。難怪自就學貸款開辦以來,已有五萬多筆因積欠學貸而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的案件。對底層家庭與個人來說高等教育不再是階級翻轉的機會,反而是債務陷阱。畢業後低薪化的工作,底層人民的高等教育投資得不到合理報酬,形成高投資成本低報酬的雙重剝削。

這些依循體制努力前進的年輕人卻陷入工作貧窮的原因,除了勞動份額持續下降外,政府在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不足亦是關鍵因素。台灣高等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雖約略等於OECD國家平均值,但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占比卻不到OECD國家平均值的一半,導致高等教育支出負擔落在個人與家庭。當然,信奉自由放任的市場基本教義派學者與政客認為大學不是義務教育,個人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應交給市場,政府沒有必要負責。

新總統應讓高等教育公共化,提出退休年金改革藍圖

由於底層家庭可藉高等教育讓階級翻轉,減輕階級固化效應,新總統應提高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占比,讓高等教育公共化。高等教育公共化不是消滅或兼併私校,而是政府利用少子化效應將在2028年達到最高峰的契機,訂出高等教育公共化時程,逐年投入資源擴充公立大學的規模,讓更多年輕人有選擇公立學校的機會,而終極目標則是由國家提供年輕人,一個不受家庭社經地位影響、質量一致的高等教育機會。

其次,底層家庭與個人普遍欠缺儲蓄能力。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若將台灣家庭可支配所得依所得按戶數十等分來看,2016年所得最低10%(次低10%)家庭中位數所得分別是199,390元 (274,081元),到了2021年仍然只有195,667元 (283,924元),顯示台灣至少有15%家庭每月收入不到三萬元。其次,這20%的家庭2016年儲蓄為 -18,384元,到了2021年還是負儲蓄(-17,465元)。其實,這些家庭從2007年開始就處於透支(負儲蓄)狀態。

這20%的家庭或個人不少處於退休階段,由於現行勞工退休年金給付不足,生活所需支出必需依靠工作時期的儲蓄或由子女提供。若工作時期儲蓄能力有限,無子女或子女無法提供足夠的生活費用,他們老年退休生活必然困頓。這些個人或家庭無法由市場經濟活動中獲得足夠的經濟資源,以維持其老年合宜的生活,不能全歸責於個人因素的懶惰或短視,也不是「人口老化」等人口結構問題所引起,此時政府應負起解決的責任。

今天的年輕工作世代是明天的老年退休世代。長期低薪化,現在的年輕人縱使有意願儲蓄,卻不一定有能力儲蓄,如此勢必影響其未來老年時的退休生活。所以,老人經濟安全沒有世代問題。壓低現行退休族群的所得替代率,看似達到世代公平,還是無法解決現在以及未來退休族群的生活問題。

新總統不能因為反對聲浪而延遲提出退休年金制度的改革藍圖,否則未來退休年金給付不足將成為底層人民生活的夢靨。她們無法接受經濟成長果實大量落入有錢階級的口袋,為社會付出大半輩子,還要擔心退休後是否有個合宜的退休生活。

財團為維護既得利益,干擾民主政治正常運作

最後,台灣有錢階級在民主政治中的發聲機會、政策影響管道較其他階級為多,使得政府政策嚴重向有錢階級「傾斜」,財富分配不均導致民主政治票票不等值。財團之所以能夠如此,係因國家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與開放特定產業的獨佔或寡佔市場(如:銀行、電信)時,有能力參與的企業組織正是財團,造成台灣財團的占比持續上升,公營事業民營化以及市場開放提供了財團擴張的機會,形成右傾資本主義體制。

這些政經勢力日益壯大的財團,不斷在各級政府,議會與國會,對朝野政治人物與政黨遊說與動員。只要會增加財團成本負擔,必然以影響經濟發展與企業競爭力為由,加以反對。未來,若勞動份額持續下降現象無法改善,有錢階級為維護既得利益,防止中低所得階層藉選舉選出對他們有利的政府政策(如:對富人課稅,擴大政府對中低所得階層的社會支出),就有可能與右傾政黨或政客形成寡頭政治,透過立法干擾民主政治正常運作。

民主轉型後,朝野政黨為取得財團的支持,都向他們靠攏,如同李前總統所說「兩黨都是向有錢有勢者靠攏,不顧勞工、農民及弱勢的右派政黨」,民主制度喪失調和不同階層利益衝突的機制。台灣若要邁向成熟的民主國家,必須從右派統獨兩黨制走向本土左右兩黨制,人民的民主權利與經濟能力才不會往相反的方向推進。

國際貨幣基金(IMF)指出:工會組織弱化與金字塔頂端資本家的所得份額增加有密切關連。未來執行《最低工資法》時,政府應負起在最低工資協商過程中主導的角色,以有效壓制大企業以及有錢階級過多的發聲機會。藉由強而有力的工會組織與勞資集體協商機制,定期針對勞動條件與報酬分配進行協商。當談判陷入僵局時,國家需要強力介入,以建立勞資共識。如此才能回復民主制度所具有調和不同階層利益的功能。

台灣底層人民正面臨社會赤字,應打破政府預算「量入為出」的迷思

《韋氏大學辭典》將赤字(deficit)定義為「數量或質量上的不足或缺陷」。依此定義,台灣底層人民所面臨上述問題,可統稱為社會赤字。現代民主國家多以社會政策中的財貨/服務提供或現金給付,消弭社會赤字。透過現金給付可以提升底層人民的所得水準,而財貨/服務的提供可減輕底層人民消費支出負擔。雙管齊下,底層人民可支配所得以及消費選擇機會就會增加,經濟能力自然有所提升。

依OECD定義,社會政策包含:(1)退休年金,(2)遺屬年金,(3)失能相關福利,(4)衛生醫療,(5)家庭政策,(6)促進就業計畫,(7)失業給付,(8)社會住宅以及其他一時性救助或補貼。社會政策中的現金給付加上財貨/服務的提供,就是社會政策支出。2019年台灣社會政策支出占GDP的11.0%,低於OECD國家平均值(20%),除落後日本的22.3%,亦輸給後來居上的南韓(12.2%)。

為積極擴大社會政策支出,新總統必須打破政府預算「量入為出」的迷思。現代民主國家政府依政策需要,法律規定及社會需求,先決定政府支出項目與水準(出),然後再考慮財源籌措(入),所以,政府預算編製以「量出為入」為原則;而企業編製預算,則先就下年度所生產的商品或服務預估市場接受度以及營收金額(入),然後決定要雇用多少生產要素(出)以追求利潤極大,採「量入為出」原則編製。

政府向來宣稱政府預算採「量入為出說」穩健編製原則,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政府最好不要過度向外舉借,以免干擾市場經濟的運作。為防止政府支出過度擴張,訂定《公共債務法》規範政府各項債務行為。其實,政府預算「量入為出」說骨子裡隱藏了迎合信奉自由放任的市場基本教義派及有錢階級的意識形態:利用「量入為出」限縮政府支出規模,防止底層人民要求更多的社會政策支出,保障有錢階級的財富。

為充實台灣民主內涵,李前總統在「挑戰2008,邁向正常國會」論壇中指出「只有深刻瞭解台灣左右問題嚴肅性的人,才能體會凝聚台灣主體意識的力量源自於最基層人民的幸福生活。」只要經歷過民主洗禮的人都會支持民主制度,當他們實際享受到民主制度所營造的穩定總體經濟環境、分享到公平份額的經濟果實以及他們需要的公共服務後,就會體認到民主制度可貴、值得珍惜,願意站出來捍衛民主制度,此時台灣人就會產生對自己國家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