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008 年 12 月 8 日，劉曉波因為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遭到北京警方祕密逮捕，這是其第四次入獄。2009 年 12 月 25 日，劉曉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中共法庭判處十一年重刑。2010 年 10 月 8 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授予劉曉波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2010 年 12 月 9 日，在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出現了百年來罕見的「空椅子」。劉曉波不僅是當今唯一被關押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是最不為世人所知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多年來，其在網路上發表的上千篇文字，大部分都未被編輯出版。
像我這樣處在封閉社會的異類，嚴格地說，不適合談臺灣這樣的開放社會的大選。好在我從八○年代就一直關注臺灣的發展，看了不少關於臺灣的書，接觸了一些臺灣人，還寫過一本有關臺灣的自由民主進程的書（可惜，這本書和其他的文稿在三年前我被捕後的抄家中全部歸了警察）。去年出獄後，又每天從互聯網看臺灣的選戰，有時為了對臺灣的大選有更直觀的瞭解，我便晚上騎一小時的自行車，去有鳳凰衛視中文頻道的朋友家，看有關臺灣大選的新聞報導。雖然這樣的瞭解很有限，但是也算對大選有了一知半解的體會，再聯想到回歸後的香港的自由空間越來越顯侷促，遂對臺灣如此自由的選舉生出一種難以割捨的珍惜之情。而且與世界上其他剛剛進入開放社會的國家相比，僅僅進行過兩次全民直選的臺灣人，在大選中所表現出的和平、理性、成熟，更讓我對這個島嶼產生一份尊敬。
新世紀開初的大選最有力地證明了：今天的臺灣已經融入了自由世界，成為人類主流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儘管它還是一個島嶼，地理上的生存空間仍然很窘迫，但是從人的生存的品質的意義上講，開放了的小島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所提供的空間是無限的，它向全世界開放，全世界也向它開放。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與生活在遼闊的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相比，生活在狹小島嶼上的中國人所獲得的生存空間之廣，是大陸人難以想像的。
政治智慧在台灣
雖然我無法親身去臺灣體驗大選將臨、選戰正酣的自由氛圍，但是通過互聯網和有限的電視轉播，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種令人興奮的自由。五個總統競選人都必須在完全公開的媒體的注視下，面對選民陳述自己的施政主張。特別是在向公眾現場直播的媒體上面對面的交鋒，更讓我這個封閉社會的囚徒，有一種由衷的羡慕。在對大陸政策的辯論中，五個候選人中，只有李敖一個主張臺灣屬於大陸中國的一部分，認為「一國兩制」是解決兩岸關係的最現實最可行的模式；其他的人都用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或「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定位兩岸關係，以「民主統一」為解決兩岸關係的最佳方式。
我所感興趣的，不是各競選人的政見之高下短長，而是各種政見的自由而公開的辯駁，特別是允許少數和極端的聲音存在。如李敖在整個競選過程的言論，聽起來有時讓人覺得很荒謬、甚至很反感，但他仍然可以我行我素、四處出擊，在競選總統的同時又去角逐諾貝爾文學獎，其言論的激進一如當年在《文星》雜誌上嶄露頭角。在兩岸關係趨於緊張的大選前夕，李敖成了大陸媒體以肯定的基調報導最多的總統候選人，但這也沒有對他的發言權有任何影響。當年在國民黨的大獄裡聲言「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的李敖，現在可以安全地聲言如果他當選總統就要「法辦」現任國民黨籍總統李登輝，但是現任總統卻不能對他的競選言論進行行政干預，更不能再次把他投進監獄。
然而在一海之隔的地大物博的大陸，儘管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為大陸人拓活了一點原來全封閉的空間，但是從人的自由空間的角度講，封閉的社會並沒有實質性改變。大陸人現在不過剛開始走向肉體的溫飽（也就是所謂的「生存權」），而那些標誌著人之所以為人的權利、尊嚴和自由還無從談起，為了爭取一種能夠活出尊嚴的自由開放的空間，那些如當年的李敖一樣的反抗者仍然要付出嚴酷、慘重的代價。要嘛是「黑牢」，要嘛是被迫流亡，流亡已是代價最小的方式了。而絕大多數人，要嘛是封閉社會裡享有特權的既得利益者（這部分人當然是極少數），要嘛是敢怒不敢言的無權無勢的懦弱者，他們過的是一種「犬儒」式的生活，因為封閉社會是犬儒式生活的最佳土壤（可參見胡平的《犬儒病》）。
特別是在「六四」的血腥恐怖之後，鄧小平發動的改革所引發和積累起來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憤世嫉俗的正義感變成了玩世不恭的隨波逐流，對理想的冷嘲熱諷和對功利的斤斤計較，對政治改革與人的自由的極端冷漠，與對金錢與物質享樂的極端狂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現在大陸人可以一夜暴富、一擲萬金、公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和權力，卻對分配中特權者的監守自盜和畸形市場中壟斷者的公開搶劫視而不見；可以聽任全民族的靈魂腐敗和作人的全無底線的無恥，卻對獨裁的權力不肯置一詞；在物質的溫飽和享受之外，絕不會為作人的尊嚴和自由而拔一根毫毛。即便是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數也只是玩玩自由主義的文字遊戲，而對現實生活的無自由、無權利、無尊嚴的生存狀態，不敢有哪怕是溫和的反抗。
中國的單一改革甜頭已嚐完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現在大陸人似乎已經很幸福了，甚至有些人還覺得已經很自由了；但是與臺灣人，甚至與解體後經濟衰退的俄羅斯相比，大陸人的幸福就全無生存的品質了（中共在回應國際社會對大陸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指責時，所說的特殊國情中的「生存權」優先，完全是不願意主動地進行政治改革的託詞而已）。臺灣是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的雙重起飛，俄羅斯人雖然在短時期內少了點麵包，但是他們得到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由。大陸的現存制度的辯護者們，動不動就用臺灣在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奇蹟，和俄羅斯在民主體制下的經濟停滯，來為執政者的獨裁進行辯解，但是他們卻不說國民黨政權（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從未反對過私有財產，從未改變過自由憲政的目標；也不說俄羅斯人所獲得的，在舊的極權體制下根本無法想像的政治權利和言論、思想、信仰、學術的自由。
國民黨政權避難臺灣之後，不但很快在經濟上實現了由國家壟斷向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的轉型，而且在政治上，雖然出於嚴峻的戰時局勢制定了「戒嚴法」，但是也有有限的言論自由（從《自由中國》到《文星》、《大學》、《臺灣政論》），有從 1951 年開始的越來越開放的地方自治和市、縣的議會和行政首長的選舉，1959 年又對民間開放了省議會的選舉，這些漸進的政治改革，為臺灣從 1996 年開始的總統大選的順利舉行，做了充分的意識上和選舉實踐上的準備。最重要的是臺灣有一部以自由主義的價值和政治原則為基礎的憲法，正是這部根本大法確定了臺灣的社會改革的未來目標。現在，這個目標已經實現。臺灣民主化的漸進模式，取得了成本小而效益大的成功，能夠給其他的轉型國家以非常有益的啟示。
反觀大陸中國，自詡是漸進式的轉型，並且經常與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相比，以顯示自己有多麼的成功，但是這只是中國古代的「興農安民」的當代翻版而已，不過是還了極少一部分歷史的欠賬罷了。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有所作為的皇帝，都要在開元的一段時期還歷史的欠賬，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去年中央電視臺播出的《雍正王朝》，就是在用剪裁過的歷史演繹當代的改革，其收視率之高充分顯示了現代傳媒完全能夠充當御用文人，而且其作用又不知比傳統文化放大了多少倍。其中對「士子」們的上書、造反的否定性描述，完全對應著改革以來自由知識分子與執政者們之間的緊張關係。
現在大陸中國的單一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釋放完畢，其負面效應也已經凸顯，權力的市場化和政治改革的滯後所積累起來的社會矛盾，已經達到了一旦爆發就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的程度。這是一種制度性死結，非進行制度更新，便無法解開這一死結。然而，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執政者仍然拒絕進行制度更新的政治改革，既沒有建立開放社會為目標的自由憲法（修憲改革），也沒有任何言論自由；既沒有哪怕是鄉鎮一級政府的自由、公開的選舉，也沒有對執政者的有效的制度監督；既沒有公正的市場秩序，也沒有對私有產權的憲法保障；既沒有民間的政治反對派得以合法生存的任何空間，也沒有哪怕是一個真正的民間媒體和民間社團；一句話，臺灣在威權體制時期所具有的有限的、漸進的政治開放，現在的大陸一項也沒有，更不要說開放「報禁」、「黨禁」和全民大選了。
2000 年 3 月 2 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