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安全戰略的國際化與新挑戰:從川普影響到2032的長期規劃

國際政治

據稱川普指定的烏克蘭特使基斯凱洛格(Keith Kellogg)已將美國的烏克蘭停戰協議拿給俄羅斯總統普丁看,但遭到俄羅斯打臉。基本上凱洛格的和平計畫是烏克蘭「認知」但不接受俄羅斯佔領的土地,不談烏克蘭何時加入北約(時間延後),取消若干對俄羅斯的制裁,同時持續援助烏克蘭以幫助其具備抵抗俄羅斯的能力。並威脅取消軍援如果烏克蘭拒絕接受這個建議。

對烏克蘭戰爭會如何處理?

意即要烏克蘭接受這個計畫,並要說服俄羅斯也接受。烏克蘭未對這個計畫表示意見,而是集中談論凱格洛作為烏克蘭特使的可接受度。基輔認為凱格洛相對於國家情報總監提名人Tulsi Gabbard與國防部長提名人Pete Hegseth,是較可接受人選,因為凱格洛「不反烏克蘭」。

此外,烏克蘭也宣布,不接受不能進入北約的選項。意即如果和平計畫有意將烏克蘭從成為北約會員的可能性排除,烏克蘭不會接受。感覺上烏克蘭也認知到現在要歸復被佔領土的可能性很低,但要其「默認」現狀的前提是必須持續同意烏克蘭加入北約。就烏克蘭的角度來說,其人民被俄羅斯軍人屠殺,土地被侵占,如果連參與北約都持續被拒絕,烏克蘭不就白打了近三年仗,其間死傷的數十萬軍民不就是白白犧牲了嗎?

新上任的北約秘書長魯特(Mark Rutte)也提醒川普,如果提出的和平協議是對烏克蘭不利的,這種和平會弱化美國威信,並增加美國對手挑戰美國的信心。

川普自己提出可以調解俄烏戰爭讓戰爭結束,因此這個和平協議就會成為外界對川普政府第一個能力與信用度的測試。前述來自烏克蘭與北約頗具保留性的發言,顯示對於川普的和平計畫沒有太多信心與支持。鑒於之前已有兩次明斯克協議,但最後還是發生俄羅斯入侵的結果,川普政府必須要避免這個和平計畫最後會變成類似1938,那份針對納粹德國侵占捷克蘇台德區的災難級「慕尼黑協議」。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高興揮舞著「我們時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但一年後卻出現更大的戰爭,這個恥辱的畫面會再出現嗎?

美國與同盟關係的未來會如何?

俄烏戰爭和平協議的提出與討論過程,會直接影響美國與其歐洲盟邦的關係。沒處理好,歐洲國家會對美國失去信心,很可能連北約的信譽都會被賠上。而中東歐國家,擔心自己會變成下一個俄羅斯的目標,不僅波蘭快速擴軍的狀況就會在其他地方複製,這些國家在美國信用度降低之下,也很可能會個別與中國對話,希望增加自己對俄羅斯的戰略操作縱深(即便知道這可能只是緣木求魚)。沒處理好俄烏戰爭和平協議,其總體結果不僅會使美國失去西歐的讚聲,連過去二十年最積極支持美國的中東歐國家,也很可能會在那時對美國的對中競爭上,採取不同於美國的立場。

但即便沒有俄烏戰爭和平協議的議題,美國與歐洲同盟的關係還是可能有些許改變。

川普第一任期與歐洲同盟關係充滿爭議,加上川普不改其大肆批評美國歐洲同盟只會佔美國便宜的行為,因此讓大家對川普第二任的美國與歐洲同盟關係充滿疑慮。法國甚至有學者認為川普可能會帶著美國退出北約。

但現在看起來,美國的同盟們看到川普當選的反應不是與川普保持距離,而是積極與川普交好。基本上大家似乎是參考當年日本首相安倍怎麼經營與川普關係的腳本,將其複製貼上自己對川普關係的經營上。墨西哥開始針對境內來銷售自中國與其他亞洲產地假冒品的綜合商城嚴厲打假,也加速抓捕境內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也直接去到佛州的海湖莊園與川普見面,據稱頗有成果。韓國總統尹錫悅據稱現在狂練高爾夫球與其如何經營與川普的關係有關。不少北約盟國也加快提升其國防預算的腳步,以達到起碼2%GDP的目標。

因此現在的發展比較像是美國同盟積極要與川普發展個人關係以便管理未來的可能分歧。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不少美國同盟彼此也積極深化合作,以共同面對可充滿不確定性的美國。例如美日韓三方合作從三國峰會進一步發展出常設秘書處。大家還是會與中國對話,但其目的不是為了要在美中之間游移以爭取利益,而是做為管理與中國競爭關係的手段。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還是要確保。

但另一個問題是,川普在交易式外交的主導下,是否還會重視同盟?是否川普認為與對手直接展開雙邊溝通,不受同盟義務的約束反而會對美國比較好?如果是這樣,那麼會對同盟帶來災難的就不是美國與同盟國發生爭執,而是川普本身在根本上就否定同盟對美國的好處並進而實施「去同盟化」作為。

川普第一任與北韓展開對話的同時,直接越過南韓不與南韓國防部協商,就答應金正恩對美韓軍演降級的要求,當時的背景與川普認為如果可以與金正恩對話化解危機,則可能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美軍駐紮在韓半島上想法有關。同盟對川普來說在此變成束縛。回任總統的川普對於同盟的看法很可能沒有太多改變。而這可能會是很大的問題,為何法國會有人認為川普可能會帶美國脫離北約,顯示這個憂慮似乎也並非空穴來風。

邪惡軸心的發展會是如何?

現在中俄伊朝四國極權軸心結合極為緊密。但我們也看到川普團隊至今沒有否定馬斯克在紐約與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的私會,報載川普與普丁不僅有電話聯繫,川普還直接派烏克蘭議題特使凱洛格攜帶和平計畫給普丁看。而黃之瀚(Alex Wong)擔任國安副顧問據信也與要協助川普與金正恩再度直接對話的任務有關。川普夫婦在第一任期時,也與習近平夫婦見過多次面。對此就有人說,川普針對俄伊朝的個人外交,會讓邪惡軸心逐漸解離,導致中國因此變得更孤立。

但問題是這個邪惡軸心結合的共同目標就是對抗美國,習近平甚至還在期待可以此改變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四個國家的合作不是為了要提高個別跟美國交易的籌碼。期待美國總統本身可以透過個人外交解構一個為了反美而結合的同盟,一方面過於誇大本身的力量,同時也太小看這些國家(起碼是執政集團)對美國國力與其代表價值的憤恨。

目前韓國對於川普可能與金正恩再見面的傳聞採取不公開抨擊,但也不背書的態度。一方面表示美朝有對話就代表韓半島出現美朝衝突的機率會降低,但私下又擔心川普是否會越過南韓直接與金正恩對話。特別是當年川普與金正恩見面時當場答應金正恩要把美韓軍演降級,首爾事前對此完全不知。

以色列對於馬斯克與伊朗駐聯合國大使見面一事也暫且不評論。但高度擔心這是否會讓以色列期待建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遜尼派穆斯林聯盟,來對抗伊朗的戰略是否會被破功。由於「亞伯拉罕協議」正是川普第一任後期的重要外交成就,如果川普真與伊朗直接對話,如果這個直接對話沒有帶來對伊朗核武的進一步限制,則形同川普第二任在否定自身的「亞伯拉罕協議」以及自己反對其第一任拒斥JCPOA的立場,那麼以色列會對於川普與未來以美關係的戰略假設,可能都要全部打掉重練。

川普還沒正式上任,但在俄烏戰爭議題上已經有動作。日前傳出川普提給普丁的和平協議內容已為普丁拒絕。普丁強調和平協議應該是處理歐洲與世界的未來,而他本人對烏克蘭的未來毫無興趣。顯示普丁把這個川普的和平協議當成對川普勒索其歐洲利得的機會。

但以普丁現在要求北韓派兵協助防衛,顯示自身戰爭能力已經受到重挫。加上又擔心美國重新開採石油導致油價下跌傷害俄羅斯的戰爭經濟,川普事實上有很多可以壓迫普丁的籌碼。如果搞到後來烏克蘭不僅要吞下「認知」被俄羅斯侵占的土地,還被要求無法加入北約,川普的調停做為反而會讓美國的威信受到更嚴重打擊。屆時國際信用被破壞的是美國,而中俄關係更反而會被更強化。

綜上觀之,川普對邪惡軸心搞個別外交的結果,很可能在裂解邪惡軸心還沒出現結果的情形下,先讓同盟對美國展產生懷疑,到頭可能讓美國得不償失。此外,破壞中俄伊朝極權軸心的關鍵,是要能擊敗其中之一,這才能促使其他軸心國家開始思考脫離軸心的可能性。川普上任後對邪惡軸心的作為,是會裂解這個軸心,還是反而導致自身領導聯盟的弱化與降低信任,其發展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因為這會嚴重影響台灣的戰略處境。

台灣無須對關稅戰過度憂慮

因為川普競選時不時提到要用關稅平衡貿易逆差,其關稅的對象還包括美國的盟友與夥伴。在勝選後除了繼續說要對中國課高額關稅,也提到要對加拿大與墨西哥課25%關稅以要求這兩國對於非法移民、毒品等問題要與美國配合。因此國內關心經貿者對於美國是否會對台灣課關稅,特別是因為美中貿易戰,不少在中台商回台,導致原先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超現在轉移到台灣對美出超上,導致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增,因高度擔心美國會對台灣課關稅。

但仔細觀之,川普對中國課關稅及他要對盟友課關稅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中國至今沒有離開301調查名單,川普與拜登也都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立法」(IEEPA)對中國輸美的不同品項等採取禁制甚至是制裁措施。對此就有人擔心是否美國總統也可以援用類似法條直對台灣無差別的課稅。

基本上301調查需要時間立案,美國在2018年以301發動對中貿易戰也是經過2017年七月開始的調查程序與之後的公聽會過程。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過程也需要向國會發送緊急命令公告,並將之載入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內。美國國會一定會被事先告知。更因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法源來自《國家緊急權力法》(NEA),也賦予國會否決總統頒布命令的權限(當然總統對此也有否決權力,如同一般美國府會彼此制衡的設計)。

但正因為國會有制衡空間,加上台灣在美國國會享有非常強大的兩黨支持,因此一旦川普打算要援引類似法律來對台灣加稅時,有各種可以操作延緩或是處理的空間。因此這個過程與其說是總統一下令就立即啟動,還不如說這會是一個談判協商的過程,意即川普政府威脅要發動這個措施的目的,是想要台灣在其他領域給予配合,因此是談判籌碼的一部分。台灣面對此事也不是沒有操作空間。而日前加拿大總理與川普會談的過程,也顯示川普的25%關稅,更多是出自於威脅要加拿大在對抗毒品與非法移民等議題與美國配合的緣由。

經貿官員基於自身職責不能對可能的關稅威脅視若無睹,當然要未雨綢繆,但處理這種議題的本質是政治操作,而不是在關稅議題上與美國展開硬碰硬的協商。這代表台灣對美國政府的公關能力與策略思考也需要進化。台灣對美國的出超可以被說是美國吃了虧,但也可以說是協助建構美國在其他領域領先(例如AI)的關鍵助力,強化美國的工業領導權。

你可以強調美國境內有因台灣輸美產品競爭的受害者,但美國境內難道沒有受益於台灣產品的利益相關者嗎?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定義這個問題,以及如何在美國輿論形塑對這個議題的認知。這都需要細緻的戰略溝通與各層次的公關操作。當進入到政府關稅的協商時,顯示的是在這些領域的溝通已經失敗,所以才會出現末端的政府協商。由於台灣上下,包括企業界,在過去都太過輕忽對政府關係與公關的操作與資源配置,而隨著台灣實力成長導致對外投資數量的加增,對這個領域的投入也會成為新的顯學,而這不是雇用一些有國際政經博士學位的博士後研究員可以處理的。

川普回歸,國際局勢迎向新局

現在是個嶄新時代,隨著川普回鍋,日本國內政治以及俄烏戰爭的發展,使得台灣面臨一個全新的局面。

固然川普回鍋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但也會帶來許多戰略機會,台灣需要理解到現在會需要一個新的戰略羅盤。台灣特別需要對於現在川普對俄烏戰爭的處理、以及在過程中其對同盟以及邪惡軸心關係的影響,還有內閣的未來發展等,投下更多的關注。

台灣現在不僅要確保拜登時代對台灣安全的若干重要成就不會開倒車,也要對一些過去沒有仔細面對的問題下定決心加強處理。台灣更需要對台海局勢的分析與管理與時俱進,並以八年為軸,不僅思考如何面對川普,也要一起將後川普時代以及2032的習近平議題一起放入思考,再回推回來以掌握現在台灣應該要準備什麼。

本文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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