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你正走在一座黑暗的森林中。樹影斑駁、風聲陣陣，偶爾傳來一兩聲不明的響動。你感覺到緊張，覺得也許有什麼東西潛伏在黑暗之中。但你還是得走下去，因為那是唯一的路。這正是我們今日在面對「認知作戰」議題時的社會寫照。
所謂「認知作戰」，簡單說，是外部勢力透過資訊操弄，試圖影響特定族群的想法與情緒，進而動搖其社會信任與政治體系。在地緣政治緊張、社群媒體充斥、資訊流通快速的年代，認知作戰確實存在，也值得社會關注。然而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已經開始「過度強調」它了？
如同走在黑暗森林裡，你本來可以小心前行，留心環境，保持警覺。但如果你把每一片陰影都當作猛獸，每一絲風吹草動都視為敵意，你還能走得下去嗎？這樣的心態會讓人陷入恐慌、失去判斷，最後只能困在原地，無法前進。
恐懼的放大器：當「陰影」成了「敵人」
在台灣，某些政治人物與意見領袖不斷將「認知作戰」掛在嘴邊，將各種社會現象、輿論風向、甚至民間批評都歸因於敵對勢力的滲透。例如，學生運動是「認知滲透」、地方抗議是「被操弄」、政策質疑是「境外操作」——如此不加區分地指控，不僅混淆了真實威脅與正常民主運作的界線，也讓公民陷入一種長期的不安與懷疑。
這種不安並非來自真正的敵人，而是來自「看不見但無所不在」的恐懼。這是一種政治操作上的方便工具：當政府無法或不願正面回應民意時，就轉而指控這些聲音是外部操控的產物。這種論述方式不僅模糊了真正的問題根源，更進一步削弱了民主社會最基本的政治問責與政策辯論機制。
正如森林中的行人，如果把所有樹影都當成掠食者，那麼真正需要躲避的風險反而會被忽略，而社會也會失去面對現實問題的能力。
心理與制度的雙重耗損
當「認知作戰」被無限放大，社會將付出兩種代價：一是心理上的集體焦慮，二是制度上的民主倒退。
首先是心理面。在這樣的氛圍下，人民對資訊產生普遍的不信任，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久而久之，他們不再願意參與公共事務、不再相信言論自由的重要性。這不是「防衛」，而是「封閉」。如果我們長期處於「全世界都要害我」的心態中，就像住在森林深處永遠不敢踏出一步的人，社會將停止成長。
其次是制度面。當政府與權力機關不斷以「認知作戰」作為理由來強化資訊控管、壓制異議、監控社會，那麼原本用來保護民主與國安的工具，反而變成侵蝕民主的武器。言論自由、媒體監督、公民社會的批判功能將因而受損，而真正的外部滲透行動，也更容易躲藏在被懷疑與自我審查掩蓋的縫隙中。
誰是「販賣恐懼」的獲利者？
某些學者或政客之所以樂於高舉「認知作戰」旗幟，不只是出於愛國或憂患，更多時候是一種「恐懼行銷」：他們透過塑造敵人、營造危機，獲取權力、資源、媒體能見度。像某些政治人物，長期在媒體與政策圈中高談闊論「認知作戰威脅」，卻常無法提供明確標準或具體證據，反而把問題簡化為「只要你不支持我，就是中共同路人、中共引路人。」這樣的做法既不健康，其實也危險。
正如過去冷戰時期的「紅色恐慌」或麥卡錫主義一樣，當國家機器與輿論領袖用恐懼來取代理性，真正被犧牲的，是公民的自由與社會的信任。
既然「認知作戰」確實存在，那麼正確的應對方式，不是無限擴張其威脅，而是打造一個能夠自我消化與反思的民主體質。
強健的社會體質，別讓恐懼困住自己
具體來說，首先，資訊透明很重要，尤其政府應該建立資訊公開機制，用事實與數據說服人民，而非用陰謀與敵人嚇阻異議。其次，媒體素養教育也是重點，這包括強化民眾對資訊來源、訊息真偽的辨識能力，而不是讓民眾變成處處驚懼的「認知戰受害者」。
再來，維持多元言論空間，讓社會能夠容納不同聲音，即便是不受歡迎的批評，也不輕易貼上「敵人」標籤，維持言論市場的健康運作，也是重要的方法。最後，就是強化社會韌性，這裡所說的韌性不是神經質，而是有能力面對衝擊並快速恢復的社會結構，包括法治、教育、公民參與等制度基礎。
如同森林中前行的人，你不能因為看到黑影、擔心風聲就不再前進。真正的安全感來自你有一張清楚指引方向的地圖、一雙能分辨影子與實體的眼睛、以及一顆堅定不畏前路的心。
認知作戰不是幻覺，但過度強調它，就會讓社會困於恐懼之中。台灣應該是一個有能力辨識真偽、擁抱多元、勇敢前行的民主社會，而不是一座人人驚懼、處處設防的暗黑森林。
比起用放大鏡找敵人，我們更需要用鏡子檢視自己，用陽光驅散迷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