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生態大不同 這是一段台灣人在日創業的故事

書摘

作者簡介

老侯
 
出身台北市六張犁、身高175、駐日系統顧問當中,長相最趨近福山雅治者。
人生二分之一做上班族、四分之一在日本度過、二十分之一做公司老闆,加起來還缺了一大部分交代不清。
2012年起,開始投稿寫日本社會觀察,旁及文化,偶涉歷史,略談經濟。有臉書專頁,看官數一萬八,粉絲數零。
2016年出了人生第一本書,從此由「寫手」升格為「作者」,頭銜另有:「日本職場文化觀察者」、「日本職場習慣觀察者」、「日本職場OL觀察者」。

一個夢想要落實,就要有計畫。開公司的夢想到了要落實的階段,開業計畫得先出來。

與關先生談好了。這家新公司,我投資略多,關於公司的開業計畫,就由我擬定。畢竟在日本人面前,我也想表現一下「台灣人擬計畫不比你們差」。平日不曾接觸的「新日文」,這下也有機會熟悉了。

日本開公司,分「合同會社」與「株式會社」兩種。前者適合家族經營,我與關先生的關係,自然就適合第二種:「株式會社」。考慮到公司未來的成長,「株式會社」也較能取得社會信賴。

舉步維艱的開始

接下來,就是擬定正式的開業計畫。擬計畫我最會。或者該說,我們這群做「資訊管理顧問」的人,騰一份漂亮計畫是基本功。提綱挈領,計算各階段所需時間、資源以及應做出的成果,這類專案計畫表,在一次又一次的專案中,早已磨練得駕輕就熟。

但如今是為自己要開的公司擬計畫,算錯任何一步,輕則延誤時機,重則預算超支,吃苦頭的都是自己。我與關先生來回磋商多次,總算擬出個雛形。沙盤推演下,竟發現「人員招募」與「選定供應商」是兩大難題。

「資本額三百萬日圓,又近乎無名,在日本到哪去招募新員工?」我坐在咖啡廳裡,迷茫地看著關先生。

日本不似台灣。台灣多的是中小企業,在中小企業上班的人比比皆是。日本人的身分地位,多半與所任職企業的大小成等比。無業的人無地位,自不待言;但在無名小公司任職的人,也同樣難過。不好找租屋,不好辦貸款,說明白點,就是社會地位不高。一家無名的「會社」,做不了社員的後盾。新人願意來新公司,圖的僅僅是每個月的那點固定薪水,除此之外,甚麼也別想指望。在人力市場上,同樣是付薪資,我們比起有名氣的大公司,何來魅力可言?

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過這麼一個讓我們這種小業主洩氣的消息:「社員數不滿三十名的小公司,新社員的離職率高達五一.五%。此數字十年內未見改善跡象。社員數一千名以上大公司,離職率僅二二.八%。相差達兩倍以上。」

跟中國人談生意不能用日本人那一套

一家網購公司,最起碼,得有網頁設計人才,得有客服人才。沒這些人,就別想開張。

至於供應商,更是決定公司死活的關鍵。我自行上網找來了一份供應商清單。供應商全在中國大陸,我只需與這些廠家聯絡,告知所需的商品種類、數量、金額及交貨時間,一切搞定。這麼簡單的事情,哪知竟是挫折的連番上演。

原因就在於我們初期所訂的數量。創業伊始,誰也不敢冒險將商品銷售目標訂得太高。我與關夫婦商量的結果,由關太太親手擬定一個初期試賣的數量:各種女裝,一套十五件。

供應商多數集中在東莞、深圳與浙江。我撥了第一通電話,是位在杭州近郊的一家成衣廠。

先打招呼:「您好,您是〇〇公司的〇〇先生?」

「你誰呀?」

對方似乎不甚歡迎所有來電,開頭氣勢就是拒人千里之外。我耐著性子道:「我是日本的一家服裝公司負責人,敝姓侯……。」

「你先說你要幹甚麼吧!」

在日本,人們好聲好氣慣了,讓我一下子回頭再適應大陸廠商充滿戒心的口吻,還真有些不習慣。

「是這樣的,我知道您在經營成衣廠,想和您談談合作的計畫。」

「你是甚麼樣的公司?」

「我是預計要在日本開網購公司……。」

「網購?那量不會很大囉?」

我愣了一下,半晌過後,不好意思地開口道:「是的,初期量是不大,但只要賣得好,我們肯定會再追加,您放心……」

對方掛上電話了。

這類的電話,從浙江的廠商接洽到廣東的廠商,結果大致如此。東南半壁江山,竟讓我無處問津。我這下知道了:訂單量少,是不可踰越的銅牆鐵壁。買一卷布料,起碼也得日幣五十萬,一件衣服的用料,不可能只採一種,屈指一算,起工的初始成本就足以把我們這點初期資本額全部耗盡。我的「開業計畫」擬定得再漂亮,看來也只是畫餅充飢了。

「関ちゃん、こんなにお金のかかる業界だと聞いてないよ!冗談じゃない(老關,我怎麼不知道這業界要這麼花錢?開甚麼玩笑)!」我是真慌了,那天在咖啡廳約見關先生,對著他開口便是抱怨。錢還沒投進去,公司也還沒登記,現在鳴鼓收兵,還來得及。

「你給我五分鐘,我打個電話給我老婆。」關先生道,隨即拿起手機打給他正在上班的太太。關先生的太太即是在服飾公司上班。關先生對服飾領域情有獨鍾,來源即此。

半晌,關先生說完了,遞給我一張小紙片,紙片有著剛剛抄下的電話。

「這家在深圳的公司,與我太太的公司長期往來。據說很有彈性,品質也不錯。你可以試試聯絡看看。就當是最後的機會了。不行,那就算我們真的沒老闆命。」

我接過紙片,上面寫著「深セン、Sさん。186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深セン」即是「深圳」。日文漢字沒「圳」字,日本人要寫,多半以假名拼音「セン」來表示。

聯絡看看無妨,之前我打電話,關先生不在場,不知我鼻青臉腫到了甚麼程度。在他面前打電話,順便讓他知道這事情「不是中國話說得通就行」。

對方電話響了。證明這不是空號。我繼續等,等到對方傳來一聲「喂」。

「您好,我是從日本打來的,敝姓侯。」我開門見山道,台詞早已滾瓜爛熟。

「喔,你說你有甚麼事吧!」

大陸廠家似乎人人都急,都愛催著對方「有屁快放」。

「是這樣的,聽說貴公司製作的女裝成衣,品質不錯,也銷到日本。我有意在日本創業,銷售貴公司的成衣,不知能否……。」

對方沉默了半晌。我抱著一絲希望,等著他的正面回應。

「這樣,我兩個禮拜後剛好要去大阪。我們到時見面談?」對方回覆了。這是我這週以來聽到唯一「有點希望」的回覆。

我喜出望外,與他約好兩週後見面,隨即掛上電話。

日本的「常識」就等於「規定」

每到求職期間,日本街頭的西裝量販店就會推出「求職西服」,男女都有;書店陳列著「求職指南」,本本皆厚。種種舉目可見的事物,都足以將年輕學子對於求職服裝的搭配,導向劃一整齊的樣式。所以,任何外人企圖找出誰決定了這些單調顏色的西裝,都只能是白費工夫。

關於面試時穿衣的規定,往往只需仲介人一句話:「按照一般商業場合常識」,我就心中有數。在其他國家,「常識」都是出入可也的東西,不帶強制性;在日本,「常識」卻與「規定」無異,想要融入日本這麼一個講究團體意識的社會,一般「常識」就相當於加入這個團夥的暗號。

日本「面試服」的歷史,可以上溯自一九七○年代後期。在此之前,也有過穿著學生制服就去公司面試的時代;一九七○年代後期起,學校的學生會與百貨公司合作,推出價廉的西裝,供畢業生選購,從此開啟了「就職服」的濫觴。您要說這是商人伎倆,也說得通。但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求職期間視為踏入社會、學習衣裝打扮的開始,不能算錯。

面試服一度流行過深灰,如今則以深藍與深黑為尚。但無論怎麼選購,布料熠熠生輝者、織紋交錯者,都該避免。總之一句話,顏色愈不搶眼、愈深暗者為佳,有人索性建議:乾脆比照喪禮服飾,有了三長兩短,可以一服兩用。言雖戲謔,卻與實情相差不遠。

這些面試服的「時尚」,全屬「常識」。日語所說的「無難」(即「不出錯」之意,在本書〈作戰會議〉一章提及),在面試服上更成了鐵則,看準風向與潮流,才能保障自己無災無難。

論「面試服」在日本的重要性

有看官說:「老侯,面試服如此劃一,面試時是否就再無可檢驗的了?」

這話問得好,但要回答也繁瑣不易。我隨意舉幾個例子。襪子是否誤配了白色的,是一重點。據說儘管「不宜黑服白襪」的面試須知,俯拾皆是,早成常識之一,但每二十個面試者總會出現一名黑服白襪、特立獨行之俠,冒此大不韙。

女孩子的手提皮包,也得注意。進了面試室,是否仍肩掛皮包,成了檢驗重點。肩上掛著皮包,壓得外套一邊低下,一邊高聳,衣服變形,人便顯得鬆垮慵懶,形象自然不討喜。

另外一點,則是不分男女,都該留心。日本大公司面試期間,難免春寒料峭,西裝之外,披著大衣出門,極其普遍。大衣到了面試場所的大門外,就該脫去。如果進了面試室再脫,即造成準備不周、匆促上陣的觀感。

「人不可貌相」,這僅僅只能停留在道德說教,對於大公司一日閱人上百的面試官而言,完全卻沒有可操作性。試問:數分鐘內就要判斷出人才良莠,不從外表著手,又該如何進行?關於這一點,還有學理做佐證。有的數據顯示:對人印象,在入室五秒之內,即大勢已定;也有心理學家指出:人們說話所形成的印象,內容重要性僅占七%,其餘九十三%皆是外表語氣。上述數據都指向一個事實:外表至關重要,再怎麼高估都不為過。日本嬌生公司的前老闆新將命先生,對於自己以第一眼印象取決人選,很有把握。他曾這麼說:「我至今面試過數百個求職者,以第一印象判斷,看走眼的僅有兩次。」可以這麼說,愈是位高權重者,愈對自己以貌取人的能力有著無可救藥的信心。任何把外表打扮泄泄以視、或者迷信自己「曖曖內含光」的人,都該趕快回頭是岸。

根據上述說法,日本人面試儘管衣裝趨同,但面試官就是要在看似整齊劃一的外在表現中,物色出具備鶴立雞群特質的新人,這大致也是五秒之內分曉、重要性卻達九十三%。這些屬於主觀評價的事情,爭辯無益,只有從善如流。

關於面試服的重要性,我就說到此。最後容我說一點感想:美國紐奧良大學教授麥可.勒巴夫的研究顯示,「予人一次負面觀感,隨後得八次正面印象才能挽回」。面試就一次,哪有甚麼八次捲土重來的挽回機會哩?所以,比起日本人就職面試的如臨大敵,您說,我們台灣人在衣裝打扮上,是否都把面試或其他正式場合,看得太漫不經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