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向來是川普最痛恨的國家。這個以伊斯蘭神權體制為核心的國家，不僅與美國強調基督教民主價值觀的理念背道而馳，其盟友名單中也多半是美國視為敵對勢力的國家。
對許多美國人而言，1979年伊朗革命後挾持美國大使館人質長達444天的事件，是難以抹去的國恥。
片面退出核協議、刺殺蘇雷曼尼：川普第一任全面對抗伊朗
2018年，川普在第一任總統任內，片面退出歐巴馬政府所簽署的《伊朗限核聯合行動方案》（JCPOA）。2020年，更在沒有徵詢國際共識的情況下，動用無人機精準刺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部隊指揮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使得美伊關係急劇惡化、幾近斷裂。
偏愛以色列、縱容出手，川普見機行事趁勢進攻？
川普對伊朗的仇視，與他對以色列的偏愛形成鮮明對比。他一上任，就強力支持以色列，使得以方得以大膽出手，對伊朗境內的核設施發動無預警攻擊。川普雖不願讓美軍直接捲入戰爭，但他的機會主義作風卻在觀察局勢後蠢蠢欲動——當伊朗僅以數枚不精準的飛彈回應時，川普看到了「一勞永逸」解決伊朗威脅的機會。
策動政權轉型，川普盤算反轉伊朗革命
傳聞指出，川普的如意算盤是趁伊朗虛弱時推進政權更迭，甚至試圖刺殺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激起伊朗國內反神權的民間勢力，顛覆政權、反轉1979年伊斯蘭革命。他的目標或許是將伊朗變成另一個分裂動盪的伊拉克或利比亞——一個再也無法對以色列造成威脅的破碎國家。
錯誤重演？美國曾忽視中國崛起的真實威脅
不過，這套劇本並非未曾上演，美國也非首次掉入同樣的戰略陷阱。
1990年代，美國本以為中國經濟崛起將伴隨民主改革，卻逐步意識到中國共產黨透過強勢治理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結合，成為另一種模式的威權強權。美國對此的回應並不及時——1999年美軍「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逐步暴露中美對立的雛形，但當時美國對中國製造業依賴尚淺，反應有限。
仇恨蓋過戰略判斷，911之後的中東陷阱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則徹底改變了美國戰略重心。美國國內的基督教保守派情緒高漲，對穆斯林世界的仇恨記憶被全面喚醒，小布希政府遂傾舉國之力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發動戰爭，追殺賓拉登、推翻薩達姆政權。然而，這些國家儘管對美國構成滋擾，卻從未有能力挑戰其全球霸權。反恐戰爭耗盡了美國資源，也令美國忽略了中國的真正崛起。
事實上，中國在美國反恐期間選擇配合國際反恐行動，並低調、穩步地推進自身經濟與科技實力。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才驚覺威脅已近眼前，但已錯失主動掌控局勢的契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美國政治菁英是否能真正跳脫過去的戰略思維？就像中國人總懷念漢唐盛世的榮光，美國也難以擺脫自身文化記憶中對中東的歷史敵意——從希臘對抗波斯、十字軍東征到911，歷史情結與宗教意識形態始終影響著其對伊斯蘭世界的決策判斷。
川普是否會如小布希一般，誤判情勢、讓美國再度陷入中東戰略泥沼，值得世人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