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英國智庫Demos發佈由Elizabeth Seger與Jamie Hancock執筆的報告——《開放紅利：建構AI開放性策略以釋放英國人工智慧潛能》，為英國未來的AI發展路徑提出極具前瞻性的戰略主張——將「AI開放性」作為科技發展與國家主權的新基礎。這不僅是科技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針對AI治理觀念的深層轉向。
在當前全球競逐AI的局勢中，英國自知無法以美國與中國那般資金與算力規模主導AI發展，因此轉向以「公共AI」（Public AI）與「合作型主權」（Collaborative Sovereignty）為核心的AI開放性戰略。本文試圖梳理這份報告中關於政府強化「公共AI」承諾，以及透過國際合作達成主權保障的具體構想，並進一步思考對台灣與其他中小型民主國家的啟示。
公共AI：回歸以人為本的科技治理
報告首先提出一個關鍵概念：「公共AI」即為向社會整體開放、由公共部門或多邊組織主導的AI模型、數據/資料集、工具與基礎設施，具備三項基本特性：可近性（accessibility）、問責性（accountability）與公益性（public interest）。
這種理念直接挑戰目前由美國幾大科技巨頭主導的封閉式AI發展模式。Google、OpenAI、Anthropic等企業固然技術領先，但其目標仍以盈利為核心，對小語種、文化多樣性、低商業價值領域的關注相對薄弱。因此報告強調，推動由公共資金支持、以社會福祉為目標的AI系統，有其迫切性與正當性。
在此背景下，報告呼籲英國政府加入於2025年巴黎AI高峰會宣布成立的「Current AI」國際聯盟。此聯盟由10國政府與多家慈善機構組成，致力於建立一套全球公共AI基礎設施，促進開源AI模型、共享數據集與安全工具的國際合作。英國若參與其中，將不只是受益者，更可能成為規範制定者之一。
此外，報告亦強調，英國政府應發展一系列模組化的開放資源，包括：採取「open by default」原則推動National Data Library資料開放政策；強化對少數語言（如Cornish、Gaelic）的AI語言模型研發；鼓勵AI Security Institute（AISI）將安全工具與評估方法開源分享，如與ROOST合作開發公共安全框架。
這種政府主導開源資源發展的模式，實質上是將AI視為新的基礎設施（AI as infrastructure），與公共道路、水電系統具有同等戰略意義。
合作型主權AI：中小國家的科技突圍
報告所提出的第二項重大建議是：將國際合作視為保障AI主權的策略基礎，特別是透過EuroStack與EuroHPC等歐洲倡議參與AI算力、資料與標準制定的共享機制。
此一觀點直接回應當前AI地緣政治的激烈變化。美中兩國在AI晶片、雲端服務與模型封鎖上的政策愈發明顯，而川普政府更表明將以AI出口許可作為貿易談判籌碼，使任何過度依賴單一國家技術供應鏈的國家皆面臨風險。
對英國而言，單靠其國內資源不可能建立完整的AI堆疊。報告坦言，英國在前沿/前緣模型開發（frontier models）上雖排名世界第三，但與美中資金與規模相比仍顯不足。因此，合作成為唯一可行的選項。
這類合作不僅限於技術資源的共享，更是價值與規則的共構。以EuroStack為例，該倡議不只是建立歐洲本地的硬體與模型，也積極推動歐洲AI倫理、資料治理與開源標準的主權制定。若英國能在此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僅可強化與歐盟關係，也可透過貢獻專業知識與模型共建爭取影響力。
此外，報告建議英國重啟與歐盟的資料共享合作，例如在即將於今年七月開會檢討的「資料聯盟策略」（Data Union Strategy）中，主動提出以英國醫療資料（如 UK Biobank）參與歐洲公共AI專案的合作提案，以強化英國作為可信資料提供者的國際角色，並且展現追求「合作即主權」（collaboration as sovereignty）的政策企圖。
AI治理觀念的結構性突破
上述兩項建議看似具體，實則共同指向一項結構性的認知轉變——即技術主權不再等同於封閉自製，而是透過規模化開放與合作參與來實現可持續的控制力與價值實現。這是一種從「封閉式民族主義」走向「分散式全球治理」的思維轉換。
在這份報告的末尾，兩位作者明言：「開放不是安全的對立，而是安全的前提。主權不是孤立的結果，而是合作的產物。」這句話或可作為本報告與英國AI政策全盤調整的核心意涵。
「開放紅利」對台灣的啟示
對中小型民主國家如台灣來說，《開放紅利》所提出的路徑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台灣同樣面臨算力不足、商業平台壟斷與語言文化弱勢（如客語、原住民族語言）在AI訓練資料中被忽視的困境。若仍寄望於封閉型科技民族主義思維以圖建立「台版ChatGPT」，終將資源錯置。
相對地，台灣更應著眼於建立區域性、國際性合作機制，將教育、語言資料、在地知識與文化語料轉化為可參與的開源AI資源，並與如IndiaAI、SEA-LION、Current AI等公共AI倡議接軌。同時也應檢討是否可能由文化部、國科會、數發部共同組建「台灣公共AI發展基金」，以開放平台為核心，推動具文化、語言、教育導向的AI應用。
這樣的策略，既符合民主社會的價值承諾，也讓台灣在全球AI治理秩序中，從被動的模型消費者，轉為主動的貢獻者與規範建構者。
《開放紅利》讓我們預見一個更加可持續、更民主、也更適合中小型國家的AI發展願景。AI不必然成為技術霸權的新延伸，也可能透過公共治理與開放合作，成為促進社會正義與知識共善的媒介。英國已在這條路上踏出令人期待的第一步，台灣準備好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