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立法院在野黨憑藉著人數優勢，強行三讀通過《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其中最受到矚目無非是中國國民黨力推的全民普發現金一萬元，且定於今年10月31日前完成。事實上，在國會完成立法程序之前，社會各界已分別從財政紀律、憲法規範與經濟效益等角度提出深刻批判，大聲疾呼要求在野黨懸崖勒馬。不過這些分析全民普發現金之利弊得失的討論，相對缺少自社會福利的立場來思考，包括福利與政治的關係、福利與經濟危機、福利制度設計及定位等。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政策的政治動員
每逢大選前夕，平日不一定受到重視的社會福利，總會被排上政治議程搖身一變為座上賓，以便政治人物大談自己對於福國利民法案的奔走與付出。談到福利與選舉之間的關係，最為鮮明的例子莫過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本是民主化初期政黨競爭的產物，一開始僅需滿足參與農民健康保險六個月以上、年滿65歲就可以領取每月3,000元津貼，沒有任何排富條款的限制，爾後一到選舉之前，各黨就會競相加碼喊價，來訴求農民選票的「反饋」。2004年總統大選，當時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為爭取農民的支持，強調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是行政院長任內的政績，而2003年的首次加碼千元乃是泛藍在國會以過半席次擁護過關，對手陳水扁則說是他全力推動才完成的。
後來2011年準備競選連任的馬英九總統，強烈反對不斷加碼老年農民生活津貼的選舉文化，於是親自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頒布往後老年農民生活津貼將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調整機制，經過公式計算該年僅增加316元，藉由制度化來避免民粹式政策買票的態度相當堅決；但隨即引發黨內立法委員反彈，不到滿月就轉彎宣布直接調漲一千元，連同本來的排富條款也延後一年實施，並且不溯及既往舊有農民，而早先拋出的調整機制遲至2016年再上路。
然而，中國國民黨仍擔心已損及選情，時任行政院長的吳敦義積極下鄉宣傳，反覆重提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是連戰擔任行政院長的德政，並細數過去兩次調漲都是馬英九總統擔任主席與中國國民黨在立法院大力支持之下方得實現，當年6,000元津貼其中有5,000元必須算入中國國民黨的貢獻，呼籲農民應將選票投給正陷入苦戰的總統馬英九。雖然政策買票的實例屢見不鮮，台灣社會早已司空見慣，甚至可能還獲得不少民眾的歡迎，以至於政治人物大打福利牌的政治操作屢試不爽。
大罷免浪潮下的還假於民與還錢於民
隨著大罷免闖關的腳步邁進，一併帶動許多福利或勞動立法時程加速過關，例如今年5月9日立法院表決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增加五個國定假日，以及6月10日三讀《軍人待遇條例》部分修正條文，明定國軍志願役每月加給三萬元，都被外界認為是來自大罷免壓力，迫使在野黨立法委員加快通過選民支持的法案。可是眼見罷免運動未在罷免案成立之後的空窗期出現頹勢，距離罷免投票又在眉睫之內，普發現金成為中國國民黨降低「同意罷免」熱情，甚至催出「不同意罷免」支持度的最後一搏。
除政治動機之外，中國國民黨也認為普發現金有助於對抗通貨膨脹與刺激低迷不振的景氣，不過其中不少經濟學家擔憂增加貨幣流通反而助長通貨膨脹，而且一次性現金發放根本難以解決物價上漲的生計難題。此外，在經濟與勞動市場表現方面，去年我國經濟成長率是4.84％，創下近三年最高，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失業率3.38％是24年以來的歷史低點，今年前五月實質經常性薪資的增幅創五年來的新高。並不是吹噓台灣目前經濟及勞動市場表現有多亮眼，只是指出現階段的景氣不是適用普發現金的時機，類似大規模的一次性福利補助政策經常是用於對抗經濟危機的特效藥，絕非常態性的政策工具。
東亞地區的他山之石
日前中國國民黨發布的新聞稿寫道：『韓國7月21號開始第一批普發現金，新加坡8月6號開始普發現金，朱立倫主席質疑，「台灣還在吵吵鬧鬧，民進黨為什麼拒絕普發現金？」』首先，南韓李在明政府為提振內需消費與疲弱經濟，從7月21日開始普發消費券，每位民眾可以領到至少15萬韓元（約新台幣3,180元），但也受到不少質疑一次性發放是否能夠轉換成長足的經濟動力，還是曇花一現的短暫高峰，同時批評此舉會帶來國家財政上的負擔，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本次追加預算後將導致南韓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從首次追加預算的3.3％提高至4.2％，而政府債務上升至國內生產毛額的49.0％。
另一方面，新加坡於今年8月6日發放的消費稅補助券計畫（GST Voucher）底下的現金補助與保健儲蓄（MediSave），該計畫從2012年開始實施，目的是協助抵銷商品與服務稅（GST）的支出，尤其是針對經濟弱勢族群，在經過資產調查後可獲得一次性現金補助，今年大約有超過150萬名符合資格的新加坡成年公民，可以領取到最高850元新幣（約新台幣19,437元），而保健儲蓄有大約69萬名年老人可獲得最多450元新幣（約新台幣10,301元）的補助。不難發現，新加坡的消費稅補助券計畫是一年一度、針對弱勢的永久性方案，完全不同於中國國民黨所推的普發現金，是誤導社會視聽的錯誤類比。
雖然政治人物或政黨透過福國利民政策來爭取選票是民主國家的日常，如果追求政策與選票的目標可以相輔相成，當然是美事一樁，但現實總不如人民所願，選票考量往往取得壓倒性的重視，政策方案只不過是贏下選票的工具，所以常常可以看到討好人民的「煙火式政策」。普發現金是十分典型治標不治本的政策立法，現下不僅缺乏推行的急迫性，本身效益也不明確，更是無益於改變結構性問題（如物價波動、照顧成本等）。
社會福利政策仍應以行穩致遠的制度化形式呈現，應急且短期的方案並不利於適切地回應民生需求，一旦權力更迭、主其事者喜好不同，抑或是稅收變化，都會造成民眾生活與福利需求處在高度不確定性。同時，台灣對於社會福利過於偏好現金給付，未來必須轉向投入建構服務基礎建設，真正落實社會福利的保障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