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川普(D. Trump)在總統大選時，曾說過他當選後，就職第一天開始，要當一位獨裁者，並利用各種手段追殺政敵。相信當時不少人會認為：長久以來，被視為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典範的美國怎麼有可能發生這種事。
川普2.0不到1年，美國步上「有錢階級民主專政」？
就任不到一年，川普種種作為：
￭動用聯邦國民兵赴加州、俄勒岡州等地壓制反聯邦政策的示威。
￭濫用移民與海關執行局(ICE)權力逮捕非法甚至合法移民。
￭透過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揚言取消電子媒體的執照，威脅這些媒體不得再批評川普，顯然，只有川普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其他人並無完整的言論自由。
￭取消聯邦政府對私立大學的補助，試圖箝制學術自由。
￭聯邦官員若不順從川普旨意或反對川普政策，他就撤換這些由國會通過且有任期保障的官員。
￭不經國會同意，以國家安全為由，任意對進口商品課徵關稅。
￭將抖音(Tik Tok)美國母公司股權讓予與川普交好的億萬富豪梅鐸（R. Murdoch）的新聞集團，以換取對川普個人的效忠。
￭利用自創社群以及各種公開場合散播假訊息。
￭在欠缺法源及正式審查程序情況下，對美國國內異議團體冠上恐怖組織帽子，限制其活動以及言論自由。
選舉式獨裁體制，逐漸成為全球主要政治體制
這一連串離譜的舉措讓人質疑美國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有無可能走向有錢階級的民主專政：形式上有定期選舉，但非屬有錢階級的公民其政治自由被壓抑，社會不平等無法透過民主機制解決。其實，這種類型的選舉式獨裁體制從2010年代初逐漸成為全球主要的政治體制。據哈佛甘乃迪學院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D. Rodrik)的估計，這段期間約有2.2億人因而喪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經濟繁榮、社會公平 (尤其是財富分配平均)以及政治自由(所有公民均有相同的發聲(voice)機會)是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永續運作的三大支柱。為達到永續運作的目標，自由民主政治體制至少要有以下功能：讓經濟繁榮由全民共享，賦予並保障所有公民享有相同的發聲機會以及提供符合多數人民需要的公共服務。
九O年代的全球化，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平均愈來愈嚴重，中低階層勞工分享經濟成長果實愈來愈跟不上經濟成長，他們的實質薪資所得成長趨緩甚至難以成長，而美國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無法永續運作的根本原因就在於這種社會不平等。
擁有龐大財富的有錢階級，為了要確保其財富不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在選舉中大量金錢資助與有錢階級友善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為導引社會對重要政策議題的看法，有錢階級以大筆資金收購平面、電子媒體或建立言論較無限制的社群網路平台，提高他們的社會影響力。
全球民主倒退，非洲、中南美洲小國成為民主新模範
與政黨與政治人物共同主導有利於他們的政策，導致中低所得階層民眾與有錢階級對民主政治應肩負的任務立場完全相反，舉例說：有錢階級不想政府提供過多的公共服務，如此才能減輕他們的稅負，但與中低所得階層民眾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有所需求正好相反。
當社會不平等與政治不自由走到極端，社會就會出現拒絕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的聲音，民主開始倒退，威權體制復辟。將近八十年前，前蘇聯發射首枚人造衛星，計畫經濟下的蘇聯經濟成長表現亦優於美國，美國社會就曾認為：蘇聯表現要比美國好，所以威權專制體制也是一種可以追求的發展模式，沒有甚麼不好! 其實，2010年代開始，就有不少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開始懷疑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是否比威權體制成長更快，分配更為公平，以及政府更有效率?
羅德里克最近在一篇專論Who Will Model Democracy Now?中，指出全球民主呈現退步的今天，能夠成為自由民主政治的模範已不是歐盟、也不是南韓或智利，更不是美國，而是以下幾個小國：非洲的波札那(Botswana)、模里西斯(Mauritius)，中南美洲的哥斯達黎加、烏拉圭以及東亞的台灣，這些國家在各項民主表現的排名均有亮眼成績。
台灣已被兩個極端政治主義「綁架」
台灣在民主表現評比雖名利前茅，但要成為永續自由民主政治的典範，還需面對由國家認同歧異所衍生的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s)。李前總統在2006年一場演講提到：「台灣今日面臨民主轉型以來最大的危機，在於台灣已經被兩個極端主義所綁架，整個社會陷入不是藍即是綠，不是統即是獨……這兩種極端主義，對社會和諧、團結帶來不利的分岐。」
他認為：造成社會分裂的原因不在於貧富懸殊，不在於種族，也不在於宗教，而是族群矛盾，這是長期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的歷史遺緒。他並未提出如何化解國家認同歧異所衍生的社會衝突。
已故政治經濟學大師赫胥曼(A. O. Hirschman)曾指出：人類社會中之所以出現民主政治制度，往往係因代表不同種族、部落、地域、宗教以及文化利益的成員與團體基於自利，不斷對立衝突，企圖置對方於死地以獲取最大的利益，但長時間下來卻發現誰也無法永遠取得優勢，只好互相妥協，發展出一套民主政治的運作規則。
他認為此種以自利為出發點的社會衝突，會透過民主機制調和各方利益。與馬克斯的「社會衝突將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崩潰」完全相反。然而，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Sir A. Lewis)在西非國家擔任經濟顧問期間，發現這些國家民主政治無法有效解決社會衝突，促進社會團結。他認為問題不是出在民主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民主政治中權力分配模式出了問題。
「贏者全拿」權力失衡，造成「你死我活」社會衝突
由於這些部落國家多採「贏者全拿」權力分配的模式，造成政治權力無法在部落間共享，使得原本可藉部落間協商解決的變成部落間「你死我活」(either-or)的社會衝突。愈選舉，部落間利益分配愈無法單靠政黨競爭解決，不斷的對立，企圖置對方於死地的結果，民主政治成為裂解社會的觸媒。
赫胥曼看到了這個現象後，修正他的理論，指出：社會衝突應區分兩種類型「你死我活」以及「或多或少」(more-or-less)，只要不屬於宗教、文化或族群上「你死我活」的社會衝突，社會衝突還是能透過民主政治機制達到整合與團結社會的目標。
這種「你死我活」類型社會衝突應如何處理才能讓民主政治不致成為社會裂解的觸媒﹖赫胥曼認為唯有對此類的社會衝突採取與對方共存的模式。如此，其他「或多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才有機會在民主政治機制下，成為整合社會及促進團結的黏著劑。
西非國家經驗顯示：「你死我活」的社會衝突是否成為裂解社會的觸媒，取決於民主政治機制中權力分配的模式。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宗教、文化與族群所衍生的社會衝突；這些衝突不必然成為「你死我活」類型。同樣的，「或多或少」的社會衝突亦會因權力分配模式不對而質變為「你死我活」的社會衝突。
大罷免「抗中保台」訴求，碰觸台灣最敏感國家認同歧異
從歷次陸委會或學術機構的民調結果，認為「我是台灣人」的比率持續增加，自認「我是中國人」的比率則在下降，仍有部分受訪者認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個趨勢顯示縱使台灣認同在上升中，但中國認同無論如何還是存在台灣社會，不可能完全消滅。同時，國家認同歧異並未嚴重到變成「你死我活」社會衝突的催化劑，但也無法完全消失。
最近，民間公民團體與民進黨共同推動的大罷免，固然彰顯公民有行使其應有的民主政治權利，大罷免經過兩階段連署，通過後進入公民投票，亦合乎法定程序。若檢視大罷免的目的，公民團體寄望主打「抗中保台」或「反共護台」等議題下架國民黨立委，改變國會政黨席次結構，此已碰觸到台灣社會最敏感的國家認同歧異。
利用罷免結合社會對國家認同歧異來終結朝小野大的局面，讓國家認同歧異成為「你死我活」社會衝突的催化劑，不僅耗費大量社會成本也很難成功，讓國家認同歧異再度撕裂台灣社會。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歡大罷免，台灣社會很難躲過這場全毀式的民主內戰，朝野誰都不會是贏家。大罷免是台灣政治發展史上關鍵的轉捩點。經過這場大罷免，台灣社會分裂現象只會更嚴重。
大罷免變「全毁式民主內戰」，台灣朝野沒有贏家
政黨輪替後，不論是「完全執政」或「少數執政」，都採取「贏者全拿」的權力分配模式。自由民主政治畢竟需要協商，不能說誰贏了選舉，就掌控一切，權力必須共享。當社會分裂變得愈來愈嚴重，朝野對權力的得失就會看得愈嚴重，對已在手中的權力愈想掌握得愈久，而沒有權力的在野勢力愈想運用各種手段取得權力。他們之間不再尋求任何可能的共識，也不想找出雙方可接受的共通點。
朝野對國家認同歧異採取「存而不論」的默契，如此朝野才有餘力積極解決其他可以處理的「或多或少」社會衝突(尤其是社會分配問題)，讓台灣邁向社會更公平、政治更自由的民主社會，只有對弱勢階層友善的民主，才能讓中低所得階層重拾對民主政治的信心。當中低所得階層開始享受到應有的經濟繁榮果實以及他們需要的公共服務，民眾捍衛台灣主體意識的意願愈強，國家認同歧異就愈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