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劉夏如
台大歷史系畢業，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課程修了。歷任東京大學教養學部TA、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等，現為玉山社「亞洲新思維」企劃主編、內容力（Power of Content）公司出版顧問。 除譯介日本人文社會科學作品外，從台灣的視點出發，考察日本現狀與台日關係，相關評論散見《新新聞》、《想想論壇》、《信傳媒》等。近年特別著力於台灣慰安婦問題的研究，並發表一系列相關文章。本文編輯自《帝國的慰安婦》一書內的譯後記
「慰安婦問題」有兩個層面：「歷史認識問題」與「女性人權問題」。前者具有該當國家的時代特殊性，後者則為今日世界公認的普遍性。日本國內的討論多聚焦於前者，主要論點有（1）強制派：主張慰安婦是被「強制連行」的「性奴隸」，以吉見義明為代表；（2）公娼派：認為慰安婦是公娼制度的戰地版，此說以秦郁彥為代表。由於落差過大，造成慰安婦問題的核心「道歉與補償」，從1991年問題浮上檯面開始，二十幾年來始終充滿爭議。
不能只用「戰爭」涵蓋所有慰安婦問題
韓國學者朴裕河教授認為，這兩派意見都無法涵蓋慰安婦的全貌，甚至隱含對性工作者的歧視，形成另一種人權壓迫，而主張必須將此問題置於「帝國」的架構下重新理解，認為慰安婦不是日本特有的制度，而是任何帝國軍事擴張時都有的現象，迄今仍存在。我支持這個說法，認為如此才能同時解釋歷史認識問題的「特殊性」與女性人權的「普遍性」，也才能更合理地解決道歉與補償的問題。
目前台灣、甚至整個華文世界的通說是「強制連行的軍事性奴隸」，這說法主要源於日本和韓國的慰安婦問題聲援者的主張，認為慰安婦屬於「戰爭犯罪」（war crime）」，是沒有追溯期限的，日本政府必須正式道歉，以及善盡個人補償／賠償之責。由於戰前中國、南洋各地（歐美帝國）與日本帝國交戰，以戰場性犯罪的概念定義慰安婦為日軍性奴隸，是可以理解的。針對中國受害女性，即使有所謂「1972年體制」（放棄對日求償，改以經濟援助），但個人補償的部分仍然有許多討論的空間。至於菲律賓、印尼（荷蘭女性）等南洋戰區的慰安婦受害者，犯下該當罪行的日本軍人（包含殖民地出身者），法律上多已受到戰犯審判甚至處決。90年代以後，日本政府透過AWF進行所謂「道義的責任」之補償作業，成效最好的也是這些舊敵對國家。
反而是台韓等舊殖民地國家，至今紛爭猶在。這也是為何朴教授認為無法僅以「戰爭」來涵蓋所有慰安婦的問題，至少就「朝鮮人慰安婦」而言，必須重返殖民地情境，以「帝國」的架構來安置這些受害者，才有辦法提出對她們最適切的道歉補償方案。因為，戰前朝鮮半島與日本並非交戰國，也非內戰狀態，作為大日本帝國之一員，「朝鮮人慰安婦」的動員，基本上是為了補充「日本人慰安婦」人數的不足，一如戰爭動員體制下為補充兵力而徵召的原朝鮮人日本兵，本質上應該屬於「殖民地問題」之一環。以中國和歐美國家為參考基準的「戰爭」框架，即使有助於我們探討各種層次的國家暴力（包含殖民主義），但仍然無法解決「道歉和補償」的實質紛爭，因為這也涉及了東亞戰後處理的國際法問題。
譯介這本話題作品，主要源於兩項知識和常識的「落差」
一則是我這兩年來著力於台灣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很多實際的發現與社會「常識」落差太大。性奴隸VS.軍妓二分的既定解釋框架很難完全說服我；女性主義的「應然」論點，與女性史的「實然」層面，屢有扞格之處。閱讀朴教授的書，許多分析讓我有釋然之感，部分觀察結論的指涉對象雖為日韓兩國，但也一樣適用於台灣。
二則與我留學回國後長期的關懷和觀察有關。被認為「親日」的台灣，對於戰後日本的理解貧弱不堪，特別是與歷史認識有關的問題上，幾乎可用「思考停止」來形容。即使是針對史實的單純質疑，也動輒冠以「歷史修正主義」大帽，不問實際內容如何，也不正視新的研究成果（或沒有管道與能力辨識），「左善右惡」的粗暴理解，尤其反映在慰安婦問題上。我對於朴教授甘冒不諱，釐清並批判戰後日本左右兩方對於慰安婦問題的作法，試圖提示「第三種聲音」的勇氣，相當程度是有共鳴的。
「思考停止」的不只是台灣，是整個華文世界
學術研究不是教條教義宣揚，任何質疑都可以透過理性討論進行檢驗的。但將異己者訴諸法律刑罰，媒體又刻意遮蔽訊息或斷章取義，只是加速「後事實」（post- truth）當道，信者恆信。仇恨言行根植於思想怠惰的土壤；思想的韌性則是需要不斷接受各種測試磨練的。
2014年8月，《朝日新聞》大篇幅刊載該報關於慰安婦報導的勘誤核實。結果，華文媒體僅用日本「右翼勢力猖獗」、迫使「日本的良心」屈服這類的刻板分析，輕輕帶過。今年（2017）1月25日，韓國首爾地方法院多方檢證結果，判決朴教授無罪，該判決對習於「反日無罪」的韓國社會而言，意義重大。然而，相對於之前她被起訴求償的醒目報導，這次的無罪判決，就我所知，不要說分析了，連基本新聞訊息都幾近於零。民眾「知的權利」顯然不適用於歷史問題，想深入理解者，只能求諸英日韓等外語媒體和相關研究。知識／資訊接收的落差，影響社會輿論的走向，也更加深不同歷史認識之間的對立。
尊重受害者的「多樣性」才能讓受害者自己與自己和解
二戰後亞非殖民地的獨立，大多經過和歐美舊帝國的血戰，台韓例外，因為宗主國日本是戰敗國。那場戰爭，日本是加害者，台韓殖民地人民與日本軍人在戰場同屬加害陣營，但也同時是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受害者。日本是世界史上唯一動員殖民地人民參戰且戰敗的前帝國主義國家，德國、義大利雖然戰敗，但並無殖民地總力戰體制的戰後遺緒問題。由於大日本帝國戰敗，長期以來，台日韓三地都無法好好自己清算歷史責任，留下許多「怨恨」。這種戰爭遺緒，與中國等受帝國主義迫害的亞洲國家，性質是不一樣的，甚至更為複雜。許多以戰勝國視點出發的西方後殖民／戰爭社會學理論，似乎都很難完整闡明這樣的複雜性。
撇開學理討論，作為東亞成員，我們當然企求和平，希望加害者與受害者達成真正的和解。但最重要的和解，往往不是兩造之間，特別是摻雜了加害被害等灰色模糊解釋時，充滿人性幽微的「罪與罰」是無法抽刀斷水兩分的。唯有尊重受害者的「多樣性」，讓受害者自己與自己和解，才能取回本有的內心平靜，和解自然水到渠成。不斷壓抑／遺忘異質的聲音、追求「完美的受害者」，形塑單一面向的集體記憶，最後往往連和解的第一步也邁不出去。這是紛擾20多年的「慰安婦問題」，所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發，也是朴裕河教授《帝國的慰安婦》最主要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