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在今年九月的全國公投中，以50.4%對49.6%的些微差距，通過了《數位身分證聯邦法》（E-ID）。這場公投不只是涉及一張電子證件，而是對數位治理、社會信任與民主韌性的多重考驗。值得注意的，不只是法案本身，而是公投險勝背後反映的社會撕裂，以及對台灣數位治理可能帶來的借鑑。
公投險勝背後的疑慮
瑞士並非第一次嘗試推動數位身分證。早在2021年，瑞士選民即曾以壓倒性64%的反對票否決了當時的版本，原因是該制度原由私人公司管理，讓人擔憂個資淪為商業剝削的工具。四年後，政府汲取教訓，重新設計一個由國家全權負責的體系，並引入「資料最小化」原則：用戶在證明身分時，只需揭露必要資訊，例如購買酒精飲料時，只需證明自己已成年，而不必揭露完整的生日個資。這樣的「精簡揭露」無疑在技術設計上有所進步。
然而，仍有近一半選民不信任數位身分證。這反映著瑞士社會對數位治理的深層焦慮：一方面認同國家需要數位工具以提高行政效率與安全，另一方面又對政府與科技公司掌握資料抱持戒心。這種矛盾心態，正是當代民主社會普遍面臨的難題。
城鄉、世代與性別的分歧
這次公投呈現出鮮明的社會階層差異。城市選民多半支持，鄉村地區則傾向反對。年輕人與中產階層期待數位轉型，老年人與低收入群體則憂心被邊緣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選民的反對比例偏高。其中透露出來的訊息似乎是：數位治理不只關乎技術問題，更觸動社會結構與信任的分配不均。
瑞士這次公投反映著一個更廣泛的趨勢。OECD的調查數據顯示，工業化國家僅有44%的人對政府有高度信任。瑞士向來以公投文化和高政治參與率自豪，但如今也難以避免全球「信任赤字」的浪潮。對未來而言，重大公共政策若缺乏社會共識，將更容易陷入僵局。
數位治理的「用途難題」
瑞士E-ID公投另一個有趣的啟示，是多數人其實不確定這項制度的「實際用途」。支持方強調它能連結瑞士的數位未來，但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鮮少需要頻繁出示身分證。瑞士媒體甚至指出，除了買酒與少數行政場合之外，多數人一年使用身分證的次數屈指可數。對許多人而言，E-ID更像是「可有可無」的象徵性工具，而非必需品。
這種模糊性反而加深民眾的疑慮。人們擔心，當E-ID一旦成為常態，銀行、保險公司甚至科技平台會爭相把它整合到服務流程中。換句話說，雖然名義上「自願使用」，但長遠來看，可能會變相成為生活的「最低門檻」。
技術之外的信任問題
對台灣而言，瑞士的經驗格外值得借鏡。台灣曾多次討論「數位身分證」與「多卡合一」的構想，但每次都遭遇隱私疑慮與資安風險的質疑。最典型的是內政部在2020年推動新版數位身分證計畫時，因民間團體與專家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暫緩。當時的爭議核心，不是技術能否做到安全，而是政府能否讓人民相信制度不會淪為監控工具。
瑞士公投結果提醒我們：數位治理的核心是信任。若政府與社會之間缺乏基本信任，即便制度再進步，民眾也難以安心。相反，如果政府能以透明機制、清楚的使用邊界，以及嚴格的監督制度來回應疑慮，民眾才可能願意接受。
瑞士的公投雖然通過，但這並非一致的共識。右翼青年團體Mass Voll已經提出行政訴訟，要求重啟公投。即使最終不會推翻結果，爭議仍將持續。這對瑞士而言會是一次民主考驗：在高度分裂的社會中，如何在數位轉型與隱私保障之間找到平衡？
數位政治要能維持民主信任，才是真正的關鍵
台灣未來也將面臨同樣挑戰。數位轉型無可避免，但社會能否在此過程中維持民主信任與社會凝聚力，才是真正的關鍵。若只是倚靠技術專業來說服人民，而忽略民眾對隱私、監控、權力濫用的恐懼，那麼數位治理恐將很難得到大多數人的信任與支持。
瑞士的E-ID公投，是一場「民主社會數位化」的縮影。它告訴我們，數位治理不僅是技術設計的問題，而更是一場「信任政治」的考驗。因此，台灣在推動數位身分證或其他數位治理工具時，必須充分意識到：如果政府無法先獲得人民的信任，再完美的制度設計也難以推動。
數位時代的治理挑戰，從來不只是「個資如何保護」，更是「民主如何維護」。瑞士這場差異極小的公投結果，提醒所有民主國家：在科技與隱私之間，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平衡，更需要誠實的社會對話與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