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自由開放就想引進國外人才來提升台灣經濟是偷懶倒退的做法


台灣本國人才不斷流失,又吸引不到國外人才,政府該怎麼解決?(圖片來源/unsplash)

台灣近年經濟發展不好,大家在怪東怪西之後也怪人才不足,於是政府研擬了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要擴大引進外國人才,但這政策也引起了一些爭議。在目前全球競爭的環境下,引進必要的各種國外資源為正確的做法,問題主要是在於我們要如何才能引進必要的國外資源,而卻同時避免引進有害的國外資源。

目前的開放政策似未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該對一般人才的開放設立一些限制,而對必要的人才則要有比開放更積極主動爭取人才的政策。

對一般人才設限,對必要人才更主動積極

在國際競爭中,若我國生產某產品時無法運用某種重要的國外資源,而外國的競爭者卻可以,則我國廠商在這方面的成本就會比外國競爭者高。除非我國在其他方面的成本低很多或產品比外國好很多,否則其結果就可能是產品失去競爭力,或者是國內的成本也就是包括薪資在內的相關國內資源的價格必須下降。因此引進必要的國外資源可能是維持國際競爭力乃至國內資源所得的重要手段。

開放外國人才也可能拉低本國人才薪資

面對這種需要,特別是企業界的要求,一種很直覺的想法乃至政策就是開放和自由化,讓外國人才可以自由來台灣工作,讓企業可以自由僱用國外人才。但這種簡單的想法實際上卻可能反造成更大的傷害,因為自由開放不只使必要的人才能夠進來,國內已經夠多甚至太多的人才也可以進來,而使國內人才的薪資甚至就業機會被拉低下來。所以自由開放的措施一定要一些限制,儘可能只讓對國內有利的,通常是與國內資源互補,能提高國內資源生產力的人才進來,而避免讓國外人才來搶國內既有人才的工作。

外國人才薪資下限不足以避免本國人才被排擠

政府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雖然有其自由開放的利益,但也有引進太多人來替代國內人才的疑慮。

政府和支持這法案的人若一味宣傳其利益,而不更積極防止其弊害,是不恰當的。面對外界的批評,行政院說因為外國人才來台有薪資最低要4萬7917元的下限,所以不會排擠藍領(2017年6月16日,蘋果日報)。這是避重就輕的說法,因為引進外國人才最擔心的當然不是排擠低薪的藍領工人,而是排擠較高薪的受雇者,也就是目前在國內的發展機會及薪資偏低的白領人才。政府對這種傷害卻幾無對策,甚至似乎沒有警覺或有意隱瞞,才會有上述「不會排擠藍領」而忘了白領的說法。

4萬7971元不是什麼高門檻,只要在獎金、加班費、乃至餐費等其他費用做一些操弄,很可能替代四萬甚至更低月薪之本國員工。而薪資更低的員工則是有外勞競爭,所以可能只有月薪三萬的本國員工可暫免於外國人力的競爭。

盲目開放甚至補貼吸引來的外國人才多是取代本國人才而非互補

我們需要外國人才時,較好的方法是根據我們確實的需要去國外找適當的人。外國公司和獵人頭公司就是這樣來找台灣的人才。我們以開放做為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吸引到的恐怕多是和本國人才競爭工作機會的人。

試想一個還沒找到雇主就主動來台灣找工作的會是想找什麼工作的外國人才,或試想我們還沒有雇主就自己花錢去外國找工作,那會是想找怎樣的工作。大部分人想的恐怕是那地方已經有不少人在做的工作,我去用稍高的本領或稍低的薪資把工作搶過來,才是風險較低的做法。單只靠開放,薪資比我國高之國家的人才不太會來,我們若無限開放,來的人才多半來自低薪國家,而其作用就是把本國人才的薪水拉下去。

除非我國某類人才不足的情況十分明顯而嚴重且國際聞名,否則主動來找工作的人裏面恐怕多數還是來搶那些既有的工作機會,而不是補足我們人才不足的類別。而人才不足的類別若明顯到外國人才也知道,我們的政府應該也知道,那我們就應該只限引進這類不足的人才,而不是為了得到少數這類人才而開放更多進來搶工作的人才,並使我國自己的人才失去工作或被迫降低薪資。

我們不只近乎無限開放,甚至還要給外國人才低所得稅的優惠。也就是說和本國人才完全一樣的外國人才可因低所得稅而只要求拿比本國人才低的薪資。政府該想想台灣有多少企業經得起這誘惑而不請外國人才取代本國人才?

盲目開放外國人才也可能造成產業過度競爭

除了既有企業用外國人才取代本國人才,我們也可能有另一種風險,即有人運用外國人才而擴大某產業之生產,或增設一個新廠商來搶奪既有廠商之市場,以致讓產業生產過剩或競爭過激烈,而造成出口價格大幅下降的損失,甚至使一些既有本國廠商萎縮而員工失業。從某些資本家的立場,這種引用外國人才來爭奪既有市場的做法,也是風險較小的投資經營方式。從學理來看,這也是外國人才取代本國人才的方式。這種情況也許不多,但政府即使不能不開放這種運用外國人才的方式,至少也不必再加以鼓勵。

真正互補性人才常須主動以必要的條件去爭取

至於對我國而言可能更重要的新發展之產業或業務所需之人才,以及創新創業的人才,我們若不主動拿必要條件去找人,只靠目前擬議中的開放和所得稅的優惠,恐怕只有少數很敢冒險或走頭無路的人才會自己來台灣找那還不存在的工作。目前單純的開放和所得稅獎勵,恐怕很難吸引到這類我們最需要的人才。

這類人才有兩個主要的吸引方式,一是我們已知要發展什麼,而去找合適的人才,另一是有國外人才已想到要發展什麼,而我們提供必要的環境請他們來台灣投資發展。這兩個才是台灣最需要而正確的吸引國外人才的方法。這兩種方法都比簡單想法的自由開放要有更精緻的政策設計和執行,但也才會有更實際的成果而不會有太多排擠本國人才和造成過度競爭和生產過剩的問題。

依照現在的政策,政府根本沒能力請回張忠謀

用實例來來看,我們當初決定要發展半導體產業時,我們的人才不夠,於是我們派了一批人到美國受訓,後來其中不少人如曹興誠成了我國相關產業的要角。我們更以今天政府不可能敢開條件請回了張忠謀,沒有他的領導台灣半導體產業不太可能有今天的成果。

換言之,我們自己的人才、讓我們的人才得到更多國外知識能力、以及引進我們仍欠缺的國外關鍵人才,乃是我國半導體產業成功發展的原因。我們必須努力複製和改良這寶貴經驗,而不是偷懶退倒,以為用頭腦簡單的自由開放就想引進國外人才來提升台灣的經濟。

另一個引進國外人才的故事較少人知道。台灣沒有生產威士忌的歷史也缺乏釀造威士忌的寒冷環境,台灣當然也不是小麥的產地。但是金車集團的噶瑪蘭威士忌近來在國際上得了許多大獎,包括WWA世界威士忌競賽的「全球最佳年度釀造師」,以及「全球最佳單一麥芽威士忌」。這樣的成就來自企業家的決心和正確的努力方向,以及一位重要外國人才的參與。

金車威士忌成功的關鍵在英國釀酒大專家

2006年金車董事長決定在台灣設威士忌廠時,很多人都認為不可能成功。Kavalan初期也遭遇困難。但金車後來找到一位有超過30年威士忌生產相關經驗的大專家Jim Swan,他也是英國皇家化學學會的研究會員。Jim Swan用他的知識為金車研發了一套配合台灣氣候而和溫帶地區完全不同的釀造方法,做出高品質而有台灣特色的威士忌。若沒有找到這位外國人才,我國這新產業可能不易這麼成功。可惜在Kavalan成功揚名世界之後,Jim Swan先生已於2017年初過世(這故事由青平台 陳冠霖提供,主要取材自GQ雜誌2017年5月號之報導)。

這兩個例子顯示,當我們有個發展目標,再根據這目標去引進國外人才時,我們不僅較不會引進非必要的人才來排擠國內人才,我們更能較精確地瞭解我們需要和欠缺的是怎樣的人才,因而能更精準有效率地在國際間尋找和評估我們要請的人才。盲目大規模開放的做法不只無這樣精準要到正確人才,甚至連散彈打鳥都不是,只像是撒一把米要誘引一些雞,卻可能被麻雀吃掉再飛走。

該讓政府像新加坡一樣有靈活給人才必要條件之能力

對於依我們的產業或投資計劃明確需要的人才,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我們能給的條件,以及那些人才想要的條件。政府應該有個機制讓政府和企業能靈活有彈性地拿出必要的條件來爭取到必要的人才。例如像張忠謀先生這樣的人才,絶對不是現在政府所擬的所得稅減半及家人都可以來台工作並享健保就能吸引。一流人才和頂尖人才最想要的可能是發展機會和空間。這對每個產業和每個人才都可能不同,不可能對所有的人都一律適用。

據報導,在西方國家要禁止複製人的研發時,新加坡歡迎英國一個複製人團隊移居新加坡,其條件之一是新加坡不會禁止這種研究。新加坡為了請一位傑出日本教授到新加坡,不僅把整個團隊不管是否知名的學者都請去,連照顧大教授辦公室的工友也一併請去。這是遠比我國以月薪4萬7971元做能不能引進的標準精緻很多的政策。我們該建立這種精緻政策能夠運行的機制,並有專責單位來負責,不能誤以為開放和獎勵一些普通人才就想得到真正傑出而必要的人才。

台灣不缺擴大生產的技術人才,而是缺創新創業企業家

引進我們需要的國外人才的另一條路,即引進在國外有新技術和創新,而想應用此創新甚至創業的人才,最需要的是提供他們發展所需的環境,包括必要的配合資源。

台灣經濟目前最欠缺的其實不是既有產業想擴大生產所需的一般技術人才,而是新創產業及能創新的企業家,因而引進國外的創新及創業人才是我們很值得努力的方向。這些人若因為對台灣有特殊情感,或發現台灣有很好的發展環境(如Gogoro),而願來台灣發展當然歡迎。但一定有不少人雖有點想到台灣發展,卻有某些配合條件他在台灣無法得到,甚至在其他地方也得不到。這種情況我們若能滿足這些條件,就可能吸引到這人才和相關的新技術和新產業。

台灣現在相對最多的資源應是資金和冒險投資的精神,因此以台灣資金吸引外國人才來台創業投資是很值得考慮的政策方向。我曾建議建立東方NASDAQ創新產業股市,找國內外創新人才來台創業,但歷任政府似無此興趣或膽識。結果我們以TDR的方式拿國人儲蓄的資金去支持外國的企業,甚至鼓勵人民和金融機構把資金以買外幣和外國基金等方式拿去國外,結果不只對台灣經濟沒幫助,還讓不少人受到損失。

如今金融機構或人民透過金融機構可直間接投資各式各樣的外國企業和活動,但金融機構卻常無法用同樣的方式支持國內的投資,難怪我們經濟發展不好而過剩的儲蓄資金或出超卻很大,營造出泡沫經濟的好環境,以及外國逼迫新台幣升值的理由。

一般人才宜採適當的比例限制

政府當然也不能管到太細,重要的人才和產業該用前述兩種方法積極吸引,但一般產業和一般人才也可能需要一些外國人才來和本國資源互補,政府並不可能一一去審查和提供特殊條件。這或許是政府想較全面開放的原因之一。但這全面開放如前所述可能引進太多排擠本國人才機會的人才,而不一定能引進互補性的人才。其實我們在開放外籍勞工時已希望引進互補而非替代性的人力,但其判別並不容易,因此我們採取了比例限制。在國外一般人才方面,我們同樣可採取比例的限制,例如某產業每聘多少位國內的專業人才可聘一位國外人才,以及每支出多少研發經費可聘一位國外人才等等。這些比例限制即使不夠精緻,副作用也可比全面開放降低很多。

政策要用心追求真正目標而非簡化追求某個名詞

經濟政策常犯的一種錯誤是把問題想得太簡單,因而只由表象頭痛醫頭(陳博志,2017b)。企業界既然說人才不夠,我們就開放甚至獎勵外國人才來。官員只有簡化的思考或只是要應付應付時,也常只看名詞而非真實的問題。於是缺人才的對等就是增加人才,卻不知人才有很多種甚至有很多定義,因而不管這政策引進的是不是我們缺少的那類人才,能不能解決我們講缺人才時更深刻的真正的問題,例如產業缺少競爭力、薪資低落、或新產業無法發展。這種政策不只是撿到籃子裏的都是菜,自己跳進籃子的也算菜,只要名字上有個菜像中森明菜和松嶋菜菜子也算菜。

(原文刊登於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0卷8期,2017年8月,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