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在第二任期提出以大規模關稅收入取代聯邦所得稅、特別是中低所得階層所得稅的構想，一度在媒體與政壇掀起巨大討論。這個主張表面上結合了「反稅收、反全球化」的政治情緒，看似能同時減輕納稅人負擔、讓「外國買單」，但在經濟學界與專業政策圈中，卻幾乎獲得一面倒的負面評價。
本文將從四個面向分析此構想：第一，真的夠嗎? 第二，會不會其實是美國人在繳關稅? 第三，對於長期成長會不會有傷害，會不會越搞越窮? 第四，作為「唯一大規模關稅國家」時，對美國相對於其他大國的賽局後果。最後簡要說明，若真正希望減輕勞工負擔、調整全球化模式，其實哪些方式還是比較好?
一、財政可行性：關稅稅基太小，根本不夠抵銷所得稅
要以關稅取代聯邦所得稅，首要問題是「關稅稅基是否足夠大」。目前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每年約可為財政帶來數兆美元收入，而整體進口額雖然也相當龐大，卻遠小於所得稅的課稅基礎。 相關智庫試算顯示，即使假設對所有進口商品全面課徵高額關稅，所能獲得的稅收頂多覆蓋現有個人所得稅收入的一小部分，仍遠不足以「全面替代」。
此外，關稅不可能無限制提高。關稅稅率過高會使進口價格飆升、需求萎縮，進而縮小可課稅的進口規模，呈現某種意義上的「拉弗曲線」效應：名目稅率升高，但實際稅基萎縮，導致稅收未必增加、甚至可能下降。 更重要的是，極端關稅容易引發報復性關稅與貿易戰，使出口與國內生產進一步受到打擊，間接壓縮其他稅目的稅基，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從最基本邏輯與一般均衡思考出發，大多數經濟學者認為，「關稅可以完全取代個人所得稅」在數學上就已顯得不切實際，更遑論政治與國際反制風險。
二、分配效果: 到底是誰在付關稅?
經濟學界另一個核心批評，在於關稅的分配效果與「誰真正負擔了關稅」。川普陣營多次宣稱關稅是讓「外國」支付，但大量實證與價格研究顯示，美國對中國等國商品加徵關稅後，進口價格大多由美國進口商與下游企業吸收，最終以較高零售價格轉嫁給消費者。 也就是說，關稅實際上是一種對進口品消費課稅的稅種，其負擔很大一部分由本國居民承擔，而非由外國政府或企業「買單」。
進一步來看，關稅的稅負結構通常呈現高度「累退性」，跟大家所認知的所得稅「累進性」相反。相較於高所得家庭，低所得家庭在食品、衣物、家電等進口密集品上的支出占所得比例更高，因此相對於所得稅這種可設計為累進制的稅種，以關稅替代所得稅相當於從「所得愈高、稅率愈高」轉向「消費愈多、稅負比例愈高」，對中低所得者並不友善。
若一個政府宣稱要免除所得稅，但同時以全面高關稅補足稅收缺口，實際結果可能是，大部分的資產階級的確是省了稅，但勞工階級本來就不用繳多少所得稅，卻要額外承受關稅轉嫁到物價上的隱形稅負，整體淨效果並不一定對勞工有利。
三、效率與長期成長：保護主義的代價
從效率與成長角度看，主流國際貿易與宏觀經濟研究普遍指出，高關稅會削弱資源配置效率、降低貿易量，抑制企業透過全球分工取得低成本中間財與技術，長期不利生產力與實質工資成長。 不少實證結果顯示，川普第一任期加徵的關稅已經對部分製造業與農產品出口造成負面衝擊，且保護效應有限。
若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把關稅「財政化」，即把關稅視為填補大型稅收缺口的主要工具，等於將美國稅制從相對廣泛與中性的所得稅基，轉向高度扭曲、集中於可貿易部門與消費品的稅基。 這不僅加劇價格扭曲、降低總福利，也會為企業投資與長期規劃帶來極大不確定性，因為未來貿易政策與國際報復反制的路徑難以預測。 賓大華頓商學院與其他研究團隊的量化模型推估指出，新一輪高關稅政策若全面實施，長期將使美國 GDP 明顯低於基準情境，實質工資也會下降，對中產階級與出口導向產業勞工尤為不利。
四、賽局視角：美國成為「唯一用關稅補稅的大國」的後果
在國際賽局的脈絡下，如果美國是幾乎唯一大規模用關稅補所得稅的大國，而歐盟、日本等其他主要市場選擇維持較低關稅，那麼全球供給與物資流向會出現結構性重分配。高關稅會使美國市場對低成本出口國的吸引力下降，出口商為維持規模與利潤，勢必尋找其他大規模消費市場，例如歐盟或東亞富裕經濟體。
在這種情況下，歐盟等市場反而可能享有某種「貿易轉移紅利」。原本流向美國的低成本產品改向歐洲銷售，增加供給、穩定甚至壓低當地物價，形成相對較低的通膨壓力。 相對地，美國因高關稅而面臨較高進口成本與較少供給選擇，供給側通膨壓力反而上升，這與本來宣稱「用關稅保護消費者與工人」的政治修辭形成強烈反差。
從賽局理論語言來說，若其他大國不跟進高關稅，而是選擇「搭便車」吸納被美國排斥的低價商品，美國的策略等於是自願離開部分國際優惠供給集合，使自身面臨更高物價與更嚴重的供給約束，而盟友或競爭對手則享有更優的交易條件。 這種非對稱反應，會讓美國在通膨控制與實質工資表現上落於劣勢，也削弱其長期金融與貨幣優勢的政治正當性。
五、替代路徑：如何同時回應分配與全球化焦慮？
儘管主流經濟學界普遍否定「以關稅取代所得稅」的構想，多數學者並不否認美國面臨的分配與全球化問題是真實存在的。過去數十年，貿易與技術進步的收益高度集中於少數高技能勞工與資本所有者，部分地區與藍領勞工確實在實質工資、就業穩定上遭遇壓力，這也是川普關稅論述能夠動員選民的重要背景。
在政策建議上，經濟學界更傾向的方向包括：透過更具累進性的所得稅與財富稅、擴充所得補貼與稅收抵免（如 EITC 類型工具）、加強勞動市場轉型配套與教育訓練，以及在特定戰略領域採取有限且有明確目標的產業政策，而非以全面高關稅作為「萬用解方」。 部分學者也支持在貿易政策中引入碳邊境調整稅或勞工標準條款，但多強調這應是矯正外部性與談判槓桿，而不是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
總體而言，川普以關稅取代所得稅的構想，在經濟學界看來兼具財政上不可行、分配上偏向富裕階層、效率上高度扭曲，以及在國際賽局中可能讓美國在通膨與供給上處於劣勢等多重缺陷，因此被視為典型的「政治上吸睛、經濟上站不住腳」提案。 若政策目標是真正減輕勞工稅負、提高長期成長與社會公平，學界多主張應回到稅制結構、社會安全網與勞動政策等更扎實的改革工具，而非依賴關稅這種既不穩定、又充滿副作用的財政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