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時代》（TIME）雜誌將「AI 的建築師們」（The Architects of AI）選為 「2025年度風雲人物」。祖克柏、蘇姿丰、馬斯克、黃仁勳、奧特曼（Sam Altman）、李飛飛、Google旗下的DeepMind執行長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Anthropic執行長阿莫戴（Dario Amodei）等八人，共同躍上《時代》雜誌封面。我們不只是進入人工智慧全面滲透的社會，更正在跨入一個由AI加速、放大的極端不平等結構。
這一次被加冕的「AI的建築師們」，並非某一位科技英雄，而是一群人──企業領袖、工程師、研究人員與背後龐大的資本網絡。這樣的選擇，剛好凸顯當代權力的真實樣貌：它不再集中於單一人物，而是分散於看不見、卻高度集中的系統之中。演算法沒有姓名，資料中心沒有選票，但它們卻能決定誰被看見、誰被取代、誰能累積財富，誰只能承擔風險。
《時代》雜誌文章以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為背景，卻點出真正讓市場震盪的是一家中國AI公司DeepSeek同一天發布的新模型。隔天，OpenAI執行長山姆．奧特曼、甲骨文創辦人賴瑞．艾利森（Larry Ellison）與軟銀負責人孫正義等人齊聚白宮，宣布高達5,000 億美元的「星門計畫」（Stargate）。國家權力、科技資本與地緣政治等因素齊聚，意味著AI不只是產業競爭，而是新一輪全球秩序重組的開端。
不平等正在被加速中
然而，若只從「創新」或「國力」的角度理解 AI，將嚴重低估它真正的社會衝擊。幾乎在《時代》雜誌文章發表的同一時間，《2026 年世界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揭露一組令人震驚、卻不太意外的數據：全球僅約六萬名、占人口 0.001% 的超級富豪，所掌控的財富，已是全球底層一半人口的三倍。收入前 10% 的人，拿走了超過其餘 90% 人口的所得總和；而在財富分配上，最富有的 10% 掌握了全球 75% 的資產，底層半數人口卻只擁有 2%。
這樣的結構，不是AI憑空製造出來的，但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將既有不平等「技術化」與「自動化」。當決策被外包給模型，風險被包裝成中立的系統結果，就不再有可能清楚地向任何具體的人或機構問責。不平等於是被重新框架為效率差異、技能落差，甚至是個人選擇，而非制度設計的產物。
演算法管理，正在改寫勞動與財富分配
更關鍵的是，AI 改變的不只是財富分配結果，而是變成了分配機制本身。過去，資本與勞動的衝突仍可透過談判協商、組織與政治過程調整；今日，演算法化管理（algorithmic management）卻將工作條件、績效評估與風險分攤嵌入系統之中，使勞動者更難察覺、更難反抗，也更難被公共政策即時回應。
科技優勢，還是社會風險？
台灣無法置身事外。台灣收入前10%人口擁有全體總收入的48%，而底層50% 的人口僅分得12%，收入不均程度在受調查國家中排名第 12。若以財富分配來看，最富有的10%的人已掌握61%的總財富。雖然狀況相較美國、中國與南韓略佳，且過去十年略有改善，但這仍然是一個高度不平等、且對技術衝擊極度敏感的社會結構。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正同時面臨 AI 轉型與社會分配失衡的雙重壓力。我們引以為傲的科技產業，站在全球供應鏈關鍵位置，卻也高度依賴外部市場與資本邏輯。當 AI 被視為下一波成長引擎，政策討論卻往往集中在「如何跟上」、「如何投資」、「如何不被淘汰」，而較少觸及：這些科技驅動的經濟紅利，是否正在複製、甚至擴大既有的階級分化。
當民主追不上模型更新的速度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早已提醒，不平等不只是公平問題，而是攸關民主能否正常運作的結構性風險。若將此一判斷與關切放在AI 時代，他的警告尤其顯得切中要害。當公共治理與財富分配的政策革新永遠落後於模型推陳出新的速度，民主政治只能在事後補救，難以事前綢繆。
《時代》雜誌在文中寫道，人類將決定AI的發展道路。這句話沒有錯，但忽略了一個根本前提：在高度不平等的世界裡，「人類」從來不是一個權力均等的整體。能夠決定 AI 被如何設計、如何部署、如何商業化的，始終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極少數。
年度風雲人物的真正意義
因此，將「AI 的建築師」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其真正意義，或許不在於讚美，而在於警告。這不是一則單純的科技榮耀敘事，而是提醒我們正在默許一場結構性加速：技術愈先進，權力愈集中，不平等也愈被合理化。
置身於這個無法退出的 AI 時代，真正的挑戰，或許不是我們能不能創新，而是我們是否仍有政治與社會的能力，為科技創新設定公共邊界，讓人工智慧不只是少數人的財富加速器，而能成為多數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