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得弄到簽證。我提早辦理，非常之早——出發前六十天。還好啦，我心想，時間寬裕。結果不是。他們安排我六個月後面談。一家對大使館熟門熟路的代辦公司可以三天搞定。我只要匯四十歐元到指定帳戶（注意，匯款用途欄不能寫「伊朗」」，否則付款會被拒），就能拿到合乎情理的面談日期。這筆半合法的賄賂果然奏效：三天後，我出現在耶拿大街（avenue d’Iéna）伊朗伊斯蘭共和國（République islamique） 大使館門前。
入口在後街。得先通過一道安檢門，交出手機，再取號碼牌：民事、護照、社會事務、簽證，得選一個。我選簽證。等候區大約二十個人，我是唯一來申請簽證的。若被問起細節，朋友曾建議我裝傻：「示威？什麼示威啊？」但我是這樣覺得，面對那些在護照蓋章的人，最好別太把他們當笨蛋。若他們問起我的職業，我會回答「作家」——那跟「記者」的關係，就像熟肉師傅跟屠夫的差別。而記者呢，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已經不發簽證給他們了——當局奉送食宿，但是在牢房裡。那如果他們問我為什麼選伊朗、為什麼是現在，我就說實話：這趟旅行早已計畫許久，我還會吐露一名「旅途巫者」之名：尼可拉．布維耶。
一九五三年六月，布維耶前往貝爾格勒（Belgrade）與好友提耶里．維爾內（Thierry Vernet）會合。兩人分別二十四與二十六歲，都在日內瓦長大，十年前在國中的長椅上相識；一個寫作，一個畫畫。他們有臺飛雅特Topolino小車，兩年的時間，以及四個月的旅費：「計畫含糊不清，但在這類事情上，最重要的就是出發。（……）當欲望撐過了理智的第一場襲擊，我們就會開始為欲望找理由。結果找到的都不值一文。真相是，你根本說不清楚，什麼在驅使著你。某種東西在你體內茁壯，鬆開纜繩，直到這天，不怎麼有把握的你，真的踏上旅程。」
兩個男孩橫越巴爾幹半島、安那托利亞，以及那時已不叫波斯的伊朗，在巴基斯坦的奎達（Quetta）停留半晌，一年半後在喀布爾（Kaboul）道別彼此。距動身十年後，布維耶以這趟旅程為題，出版了由維爾內插畫的遊記《世界之用》 。
我在二十五歲左右讀到布維耶，感受到我身為讀者的人生罕有的震撼。那就像真正摸到了世界的尺度，同時也摸到了它的脈搏。你察覺世界廣大、壯麗、可怖——而你什麼都沒見過。從此，「旅行」成了世上最美、最醉人的字，你被唯一的執念驅動：上路。但很快，路會反過來上你 ，咬住你，三個月、六個月、十個月後，再把你吐回定居的生活，那可必須好好適應了。歲月飛逝，青春悄然開溜；背包蒙塵，遺忘在櫥櫃深處。某個早晨，你再度出發。於是，你為自己訂下此後不再違背的生命規矩：一半的人生看世界，一半的人生書寫它。
《世界之用》成了我的聖經。《聖尼可拉旅途福音》。某個春日午後，在日內瓦郊區的科洛尼（Cologny）一棟有著綠窗板的白房子裡，我見到了他的么子曼努埃爾（Manuel）。他告訴我尼可拉是如何左手拿黑色簽字筆，邊聽德布西（Claude Debussy）邊寫作；他帶我看他的一座座地球儀、他的藏書，以及那本《世界之用》，「這個悲傷又快樂的老故事」，上面有他父親的簽名。之後，我們去了他的墳前，那是聖尼可拉的墓：沒有墓碑，只有一塊小小的銘牌：「Nicolas Bouvier，一九二九～一九九八」，四塊長木板圍成長方形，碎石滿覆。不知姓字的人留下了一輛鐵皮做的小小飛雅特 Topolino，旁邊還有一塊鵝卵石，上頭寫著：「那現在，尼可拉，請指點我們蒼穹之用。」那是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我在心裡發誓，一年後我會循著他的足跡出發。我會去伊朗。
一年後，我們被限制住居，出門總戴口罩，每天只能外出一小時，且須有不可抗力事由。非緊要商鋪拉下鐵門，國界也關閉。伊朗邊境直到二〇二一年秋天才重新開放。那時我剛出版一部小說，不適合投入長途旅行。算了，就延到二〇二二年底吧。
又過了一年，來自庫德地區的一名伊朗女孩前去探望在德黑蘭生活的哥哥。她的頭巾沒有遮好頭髮，至少在巡邏的兩個道德警察眼裡就是這樣。他們將她帶上囚車，理由是「衣著不當」。她的哥哥與堂兄抗議，但警察安撫他們：最多一小時罷了，提醒她遵守現行服儀規範而已。不久之後，大家發現女孩身在醫院，已經陷入昏迷。當局聲稱他們什麼都沒做，沒碰她，她是自己倒下的，像朵玫瑰凋謝了，這在二十二歲的年輕女孩身上太常見了。腦部掃描顯示顱骨骨折、出血與水腫——一切跡象都顯示她頭部反覆遭人重擊。同房的女囚也明確表示：囚車上，警察辱罵她；看守所內，他們毒打她至昏迷。幾天後，在伊朗庫德地區的薩蓋茲（Saqqez），少女的葬禮引發示威，遭到警方驅散。然而，瑪莎．艾米尼（Mahsa Amini）這個名字，人們卻口耳相傳，迅速傳遍全國，起初竊竊低語，接著成為街頭與廣場此起彼落的怒吼，響徹德黑蘭、伊斯法罕（Ispahan）、馬哈巴德（Mahabad）與大布里士（Tabriz）的大學校園。大家隨之目睹了完全無法置信的景象。在設拉子（Chiraz），人們看見一名少女高踞車頂，手執頭巾，大喊「讓獨裁者死！」；在克曼（Kerman），大學女生焚燒頭巾並圍繞火堆起舞；在德黑蘭的一所中學，高中女生頭髮披散，對哈米尼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 Ali Khamenei） 的玉照比中指；全伊朗的女人們，髮絲飛揚、手握石塊，準備挑戰政權。但這個政權從不放任怒火自由燃燒。
起義爆發八週後，死者已達三百一十四人，其中有四十七個小朋友。在加茲溫（Qazvin），賈瓦德．海達里（Javad Heydari） 之妹於兄長墓前剪去長髮；在克曼沙阿（Kermanshah），羅雅．琵瑞（Roya Piraie） 昂首站在母親墓前，頭已剃光，握著自己那撮紅髮，目光堅定而挑釁。然後還有監獄裡的「小人物們」。短短六十天，已有一萬四千名伊朗人被投入伊斯蘭共和國的牢獄——外加四十餘名外國人。徒步前往卡達參加足球世界盃，途中憑弔瑪莎．艾米尼之墓的西班牙人：入獄。在Instagram上讚嘆伊朗人民勇氣的義大利女子：入獄。
在這架前往德黑蘭的飛機上，我心中忐忑。除了機組人員，我是唯一的外國人。抵達後會發生什麼，我一無所知。這張簽證啊，我終於拿到了，遣返回國的可能性卻是不小，我眼前已經浮現自己坐進下一班飛機回巴黎的身影。我努力不想這些；搭飛機從來睡不著的我，這次卻在降落前二十分鐘才醒。我左邊的男人正在調整手錶：德黑蘭比巴黎快兩個半小時。我右邊的女人正在包住頭髮：我們已進入伊朗領空。
在伊瑪目何梅尼機場通關時，「外國護照」櫃檯空空如也。又何必有人呢？外國人已經不來伊朗了。海關人員面色冷淡陰鬱，口罩戴在喉結處。他漫不經心翻翻我的護照，草草瞄了簽證一眼。這名對細菌與法國人同樣鬆懈的官員，在另紙上蓋下印章。歡迎來到德黑蘭。
在旅舍櫃檯，一位隨性戴著頭巾、僅掩住半邊秀髮的年輕女子接待了我。她影印了我的護照，給我房間的鑰匙。我放下背包，解開行囊，這才發覺自己餓得發慌。
Qui dort dîne（「睡者即食」）。中世紀客棧門口這樣寫的時候，意思是客棧有權拒絕只求住宿、不要用餐的旅人。而我此刻倒真希望能吃個晚餐。我餓得要命，真的要命，簡直能把整個伊朗吞下肚，再順帶把科威特當甜點吃掉。問題是快午夜了，要找到還開門的地方，朋友啊，加油吧。我去廚房那頭瞧瞧：什麼都沒有，連鍋底都乾淨得刮不出半點東西。在充當食堂的大廳，一名最多二十五歲的年輕傢伙埋頭吃著波隆那肉醬麵。他是不是看到我覬覦他盤中飧？他只吃了一半，就主動邀我幫他吃完。我婉拒，他堅持——「我的就是你的。」他這麼說。他名叫賽義德（Saeid）。
賽義德不只分我東西吃，對我也充滿難以滿足的好奇：我從哪個國家來的，來伊朗做什麼，打算去哪些城市，各打算待多久——我完全認出了，這正是大家津津樂道的伊朗人心靈：他們是無微不至的東道主，總是渴望了解遇見的外國人。接著話題轉向政治。他問我是否聽說過瑪莎．艾米尼？是否聽說過那些示威遊行？法國人對此怎麼看？他自己也上街抗議，並會繼續這麼做：這個政權，無論如何都要讓它倒。賽義德漸漸了解我的同時，稍早給我房間鑰匙的櫃檯女孩頻頻看過來。最初是偷偷瞄我幾眼，後來愈看愈直白，弄得我好不自在；我感到自己被人觀察著。以我對人生的些許經驗，加上對愛情與挑逗機制的了解，我非常肯定：她喜歡我。從她的肢體語言便看得出來——漸漸轉紅的雙頰，心照不宣的秋波，手足無措、條理盡失的舉止，意在引我注意的拙劣試探——她故意讓筆掉在地上。
還有，她找盡理由走過我們桌前的手段：第一次是擦桌子，第二次是問我們滿不滿意，要不要來點什麼——一瓶水、可樂，或其他飲料？真的，不用爭議了：我剛剛一定把她迷得神魂顛倒，一見鍾情，沒別的了。我的推測很快得到印證。趁著賽義德起身尿尿的空檔，她朝我奔來，把對摺的紙條塞進我手裡。紙上字跡顫抖，帶著她自己都吃驚的膽子與她不習慣的放肆，一定是要跟我告白。賽義德從洗手間回來，她立刻轉身回櫃檯，背對著我，瞬間專注望著電腦螢幕。假作漠然——又來這套，挑逗的老招。賽義德繼續剛才的談話。他想知道我怎麼看那些毛拉（mollah） ，問我是否也打算上街示威，若有需要他可以介紹人脈，這樣那樣。他的手機震動。他道了聲歉，低頭看訊息；我呢，我趁機展開那筆墨傳情，終於讀到女孩潦草的字跡：
Beware! This guy: maybe government agent!
（小心！這傢伙—可能是政府特務！）
本文摘錄自《解放之焰：穿越紅色警戒區，見證女性自由之路》／方詩華－亨利．德澤哈布（François-Henri Désérable）著．林佑軒譯．一卷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 方詩華－亨利．德澤哈布 François-Henri Désérable
一九八七年生。法國作家，曾是冰球職業選手。作品因敏銳刻劃人類心理、探究社會與哲學主題而備受讚譽，作品被翻譯成十餘種語言。
十八歲時，因讀了阿爾貝．科恩(Albert Cohen)的《美麗之主》(Belle du Seigneur)而開始寫作。二〇一二年，以描寫法國大革命時期重要政治家丹東(Georges Jacques Danton)之死的短篇小說〈卡嚓！咔嚓！砰！〉(Clic ! Clac ! Boum !)入選法語青年作家獎。
二〇一三年的《你要把我的頭示眾》(Tu montreras ma tête au people)獲得法蘭西學院表彰與創業文學獎。二〇一五年以描寫天才數學家艾瓦里斯特・伽羅瓦(Évariste Galois)的傳記小說《艾瓦里斯特》(Évariste)獲得《閱讀》(Lire)雜誌評選為「年度法國文學新發現」，並入選法國廣播電臺小說獎等多項大獎。二〇一七年的《某位皮耶克涅先生》(Un certain M. Piekielny)是一部調查文學，探索了羅曼．蓋瑞(Romain Gary)在《破曉的承諾》(La Promesse de l’aube)中提及的某位人物，入選龔固爾獎與雷諾多獎，也是當年文學獎季六大主要獎項中唯一入圍的小說。二〇二一年，以保羅・魏爾倫(Paul-Marie Verlaine)詩句為基礎創作的愛情小說《我的師父與我的征服者》(Mon maître et mon vainqueur)，榮獲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
二〇二三年《解放之焰》在法國出版後旋即成為暢銷書，並獲得尼可拉．布維耶獎、羅曼新聞獎、波爾多蒙田獎。本書已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球引發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