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繼當記者的第一門課 1984震撼教育


親身採訪過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新聞主播劉忠繼回顧記者生涯,認為記者應看清事件背後成因甚於看清現場。(攝影 / 鄭國強)

溫暖的嗓音、誠懇的面容,前新聞主播、年代電視公司副總劉忠繼(現為國產實業發言人)還在唸世新專科學校時(今世新大學)就已獲聘主持廣播節目,因為聲音太有磁性,還曾被宗教節目請去替「天主」配音,對新聞工作響往的他,1984年6月20日,正式擔任中視新聞專題節目記者,那一年也是俞國華接行政院長,劉忠繼上班第一天,卻遇到改變台灣礦業歷史的大事:土城海山煤礦災變。

「那個年代沒有SNG車,我開著福特1800cc的旅行車當採訪車,到了事故的現場,現場的景象、撲鼻的屍體味道至今難忘。」劉忠繼回憶,當天海山煤礦發生煤塵爆炸,百人受困於地下一、二公里,很遺憾的,後來仍有七十多名礦工死亡,「一個年輕記者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屍體,看到一具一具從坑裡面拉出來的屍體,都腫脹、發臭,旁邊是家屬淒厲的哭聲,背後是一個一個破碎的家庭,太震撼了。」

上班第一天,遇海山煤礦災變

當時劉忠繼所不知道的是,海山煤礦竟然在年底還發生了一次爆炸,那一年台灣共發生4次煤礦災變,至少造成300名以上礦工死亡,「誰會為了那份收入在地底下幾公里去賣命?他們都是社會的弱勢族群,原住民、社會邊緣人以及低收入戶,很多都是從我的故鄉花蓮、台東來的,也因為這些災變,胡德夫開始投入社會運動。」

「整個事件你看到了社會邊緣人、低收入的人,看到資本家怎麼對待這些勞工,然而百條人命終於引起政府的檢討。」劉忠繼感慨的說,政府開始認真思考,煤對台灣的經濟效益是什麼?只為了對低層就業有幫助?事實上,台灣的煤含硫太高、熱量低,從澳洲進口煤,又便宜又好,社會不用付出那麼大的代價,1991年台灣全面禁止採煤,不發新執照。

海山煤礦事變的報導引起中視新聞採訪組長翟翬的注意,延攬劉忠繼到新聞部,「7月7日我第一次上主播台,負責播報夜間新聞,11點整,那天就遇到6個劫民航機到韓國的反共義士遣送到台灣。」

在公司後巷,揭全國大掃黑

來自中國的卓長仁、姜洪軍、高東萍等6人在1983年挾持民航機赴南韓申請政治庇護,1984年以驅逐出境名義來台,被政府奉為「反共義士」,是兩岸劫機史上第一次為民航機「投奔自由」。

1984年是台灣動盪的一年,10月爆發江南案,劉宜良因寫了關於《蔣經國傳》遭到台灣軍情局派人赴美刺殺,引起美國震怒,也間接的引發了後續兩大社會事件,全國掃黑一清專案與十信案。

一清專案是台灣在戒嚴時代最大掃黑事件,在江南案爆發不到1個月後雷厲風行進行,讓涉江南案的陳啟禮、吳敦等全國有61個幫派、4千多名幫派份子入獄,被視為掩蓋江南案的煙霧彈。

「那天晚上很晚,在我們中視大樓的後面,就是現在帝寶的後面有一個名商俱樂部,警察抓了一個警總的中山站站主任,白道流氓,剛好被我拍到,揭露了全國大掃黑、一清專案正在進行。」當天的晚間新聞劉忠繼播出「全國大掃黑」新聞,使得警政署長何恩廷不得不在晚上12點招開記者會承認,隔天,中央日報竟然漏了這個大新聞,採訪主任因此下台。

另一個餘波,就是十信超貸案,引起存款戶街頭抗議,從1984年起就傳出資金可能有問題,整個事件到1985年正式爆發,實際負責人是國泰蔡家蔡萬春的兒子蔡辰洲。

蔡辰洲出庭,向自己打招呼

「我認識蔡辰洲,十信案前才跟他吃過飯,他就被抓了,他是朋友還是犯人?」有一幕讓劉忠繼難忘,「蔡辰洲在法庭上第一次被拉出來,看到我,還跟我搖搖手,打了招呼。」後來蔡辰洲在獄中患病,1987年於國泰醫院過世,十信案也影響到後來蔡家的分家,蔡萬春一房沒落,蔡萬霖、蔡萬才一房漸崛起。

國產實業發言人劉忠繼回頭從記者的角色看一個社會議題,他認為若能解決了一部分問題,等於為這個社會付出一份心力。(攝影 / 鄭國強)

劉忠繼和許多新聞界新人一樣,一開始都會被分配到社會新聞,「新人都會丟到社會線,中視兩個跑社會線,我和王傳亮,被叫做警網雙雄。」到了1986年劉忠繼開始跨入國會線,「那時候我們都在看國民黨新銳趙少康、郁慕明、劉樹錚,還有民進黨陳水扁、謝長廷。」

他回顧新聞工作從市議會進入國會,「我看到台灣從政治上改變、國是會議,八次修憲中我採訪了六次,也看到地方政治人物的貪婪。」

1989年天安門事件,劉忠繼被李四端派到現場,當時許多台灣記者採訪完亞銀年會後都被「請」回台灣,他則從日本入境,記者把器材留在北京,他去接手,「那個場面是世界級的,英國的BBC、美國的CNN、法國電視台都在現場,你要做甚麼?跟誰比?而且面對中國訊息封閉的社會,新聞來源只能從學生這邊, 要經營與他們的關係。」

然而天安門事件讓電視台受到壓力,要他趕快撤離,劉忠繼用巧妙的方式把影片分批帶回台灣,至今他仍不肯透露細節,即便新聞播報出來的畫面不多,但他已經盡到了第一線記者的責任。

媒體生態變,網路像恐龍

「過去,我有幸在三台,是一個寡占性的產業,算是獲益者,而台灣的媒體到了2000年進入了分野,社會轉變,社會結構也在變。」劉忠繼歷任了中視、台視、華視,但他有感而言,數位媒體起來了,傳統媒體發言權和主導議題的能力愈來愈弱,他形容,網路像個大恐龍,牠一走過水,就把水喝光。

然而不論媒體環境怎麼改變,劉忠繼認為,新聞學的教室不在學校,而在街頭的法則是不變的,他認為,這些新聞採訪經驗對他來說非常珍貴,可以體會一個記者的養成是以戰養戰,增加他的能力、視野,他對社會的了解。「上100小時的課,可能都沒辦法體驗,但讓記者跟著新聞事件3天,從事件發生、形成的原因、社會深層、法令到政府態度,未來產生的影響,他馬上就懂了。」劉忠繼說。

「當記者,看一個事情,不是看現象,看動作片,而是看背後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響。」經歷各種新聞事件的劉忠繼,仍難忘自己的第一個新聞學教室「都從民國七十三年開始,1984年對我來說是個人生命中最珍貴的歷程,一切都發生在新聞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