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生育率持續走低，出生人口數已跌破13萬，少子化被視為影響國家競爭力與社會結構的重大議題，醫界、政策圈與社會各界都在尋求刺激出生率的策略，包括支持兒童與家庭照護制度強化、補貼育兒與托育服務等方案，也因此，《人工生殖法》修法延伸出是否開放「代理孕母（代孕）」的國內討論。
行政院提出修法方向之一是擴大人工生殖技術的適用對象，但「代孕是否納入法律框架」卻成為極具爭議的核心問題。
近來立法院審查修正草案時，代理孕母是否納入人工生殖法的版本引爆朝野與社會激辯，凸顯出台灣社會對此議題尚未有共識的現況。
醫界觀點：少子化需多面向政策，並非單靠代孕
一位醫界高層就代理孕母議題向《信傳媒》透露，「在社會共識尚未凝聚前，不宜在本次人工生殖法修法中貿然處理代理孕母議題。」
他表示，可以先針對已具共識的部分（如單身女性與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逐步開放，而代孕議題則應另立專法。
醫界高層強調，少子化的本質問題並非單純缺乏生殖技術，而是結婚率降低、經濟壓力、育兒成本上升等多重結構因素造成的。基於這些考量，醫界相關人士普遍認為政策重點應放在提升「可生育意願」與社會支持，而非僅靠一項高度爭議的生殖制度。
他進一步指出，現階段社會對於代孕是否能保障女性、代孕子女的權益、精神照護與法律責任等基本配套還未形成共識，因此「代孕若未有完善配套，就像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身上，容易造成不公平甚至剝削。你要如何避免經濟弱勢、偏鄉女性，成為『懷孕村』或被制度性剝削？」
他舉例說明，台灣社會中家庭內部壓力常影響個人決策，若代孕合法化後，年輕、經濟弱勢女性可能在父母或親人壓力下承擔懷孕的角色，卻缺乏必要保障；而這種情形在尚未高度成熟的社會文化中，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風險。
此外，他也提出一個核心觀點，「台灣目前的非婚生嬰兒比例只有約4%，與法國等西方國家50-60%的比例相比，顯示出台灣的生育模式仍深受傳統家庭結構與婚育觀念影響。」他認為，制度如何設計必須符合台灣文化與社會現實，而不能直接移植國外模式。
最新立法院爭議：代理孕母入法或脫鉤？
2026年初，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排審《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是否納入代理孕母成為重要焦點。多個版本草案中，有的將代理孕母相關條文納入，有的則呼籲脫鉤處理。
立法院委員會中的朝野交鋒顯示，國內社會在此議題仍有高度分歧：部分立委強調未達成共識前不能將代孕草率納入；另一些立委則認為應該在此法中首次規範代理孕母制度。近期審查情形顯示，有五個版本草案包含代孕專章，卻也遭到民進黨立委與支持脫鉤立場者強烈反對。
支持將代孕納入法案的立委主要觀點是，代孕可「保障生育權」，尤其對於因身體因素無法自然懷孕的人而言提供機會。若不立法，國內人民可能仍出國尋求代孕，造成無法監管的法律與倫理問題。
不過反對者則有的深刻疑慮包括：
1. 社會共識不足：代理孕母牽涉倫理、法律、兒童權利、女性身體自主與人權議題，社會尚未形成共識，不宜倉促立法。
2. 潛在剝削與不平等：經濟弱勢女性可能因誘因而承擔懷孕風險而被剝削，這並非簡單的自願行為。
3. 法律與親權複雜性：代理孕母產下的孩子在親權歸屬、國籍與監護權等法律層面可能衍生重大糾紛。
4. 納入人工生殖法不妥：有人主張代理孕母議題應與人工生殖修法脫鉤，另擬專法處理。
實際上，自2025年以來，政府曾嘗試在修法初稿中包含「利他代孕」規範，但後來因涉及爭議而決定將代孕議題從人工生殖法修法中分離，政院版草案並未納入代孕條文，顯示行政決策也在平衡社會反映意見。
社會尚未有共識，民團籲代孕議題勿強行立法
除了立法院內的爭論，在立法院外也有多個民間團體積極參與討論。婦兒盟等婦女團體、性別平權組織與反代孕行動小組等，從不同角度提出對代理孕母制度可能造成負面後果的看法。
反對的主要論述重點包括：
1. 女性身體可能被工具化與物化
懷孕與生育的過程不應被當作委託者需求滿足的工具。
2. 健康風險與照護責任
可能沒有充分保障代理孕母，尤其在懷孕與產後可能遇到的醫療與心理負擔。
3. 弱勢族群的剝削風險
存在，尤其是經濟弱勢、原住民等社群可能因經濟壓力被迫承擔高風險懷孕。
4. 兒童權益應被考量
代孕所生嬰兒的身分認同與親權問題需要更多倫理與法律探討。
民間團體也多次呼籲政府與立法院，在未取得充分社會共識前，應避免強行立法，並分階段處理人工生殖技術與代理孕母相關議題。
代孕能否「救少子化」？
在台灣社會中，代孕是否真能提升出生數，仍存在截然不同的認知與評價。
專家表示，若將人口政策的期待過度寄託於代孕制度，恐怕忽略了造成少子化的根本原因，且即使代孕合法化，實務上仍可能因高昂成本與實際需求有限，難以對整體出生人口產生顯著影響。
如醫界高層所說，代孕議題本身不能當作救少子化的万能藥方，重要的是同時建構完善的社會支持制度與重構公共政策方向。他也強調，應先處理已具共識的人工生殖技術擴大適用，並逐步累積社會對代理孕母的理性討論與規範經驗，再視社會與法律準備度設計配套方案，才是負責任的政策路徑。
代理孕母制度在台灣引發熱議超過30年，直到如今仍然是高度敏感的公共政策議題。立法院日前的草案審查、民間團體的意見與醫界專家觀點均指出，社會還未形成對此議題的共識。
對於政府與立法機構而言，如何在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保護兒童與弱勢族群權益、並兼顧生育政策需求與倫理價值間取得平衡，是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台灣能否在少子化衝擊下找到一條既符合人權保障又能提升出生率的政策路徑，仍有賴政府、醫界、立法機構與社會各界繼續共同對話與精細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