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深夜，美以聯軍對伊朗發動「史詩烈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的消息傳開，社群媒體上一片叫好者有之，驚愕莫名者有之。德黑蘭上空的爆炸畫面在各平台瘋傳，那個視覺語言對我們這些戰後成長的一代人來說，毫不陌生，喚起的是好萊塢的大片場景。就在同一週，解放軍對台的軍事騷擾行動，在美國對伊朗開戰之後也急遽減少。這種「武嚇化的文攻」，長期被中國迷因化、影視化，建構解放軍無堅不摧的威猛形象，但在真實的武力被使用之後，卻悄悄選擇了沉默。
大多數人對戰爭的想像來自當代的影視作品。從奧馬哈海灘的灘頭衝鋒（《搶救雷恩大兵》）、武士在晨霧中對決的剪影（《末代武士》）、戰鬥機在雲層間的螺旋追逐（《捍衛戰士》）、艦艇濃煙中緩緩傾斜沉入海的悲壯等等。在這些電影的戰爭美學當中，死亡是可辨識的、有節奏的、有意義的；戰爭遵循著一個可以預測的時間線發展，而正義的一方始終是最後的贏家。
影視作品有系統的把戰爭改寫成一種個人意志的競技，把隨機的集體屠殺轉譯為有因果的英雄敘事。這些塑造了戰後好幾代人類對戰爭的浪漫想像，很可惜，這些浪漫的敘事工程和真實的戰場卻有極大的不同。
一、冷兵器時代的決鬥，很少有溫酒斬華雄的場景
在電影中冷兵器時代的場景高潮，都是由英雄完成的：武士獨自踏入敵陣，或者斯巴達勇士在陣前以一擋百。這些畫面在視覺上製造了許多悲壯的美感，卻與冷兵器戰鬥的基本事實完全相悖。
在歷史上，古希臘重裝步兵（hoplite）的核心戰術，是所謂的「推擠戰」（othismos）。士兵集體形成隊伍，前方的士兵用盾築成牆，兩軍由「盾牆」相接，後排士兵往前頂，前排用盾撐住，短劍從縫隙間刺出，勝負取決於哪一方的隊伍先行瓦解。羅馬軍團（Roman Legion）把這套戰法進一步建制化，以八個人作為最小後勤、生活與作戰單位「帳（contubernium）」，以三線梯次輪換的方式，讓每個士兵守住自己的位置，撐得最久的一方贏。在這種戰法中，沒有個人的英雄式決鬥，因為脫離陣形等同於死亡。
你可能會問，那日本武士呢？在電影裡，不是常以決鬥的方式決勝負嗎？日本武士的神話最為淒美，而和實際的落差也最大。和一般的想像不同，武士避免與對方一對一決鬥。以刀決鬥有很多時間都在等待，抓住那個最好的「間合」，一擊必殺。真正的戰鬥持續時間都非常的短，往往都是一招定勝負。
從平安到鎌倉時代，武士的核心技能是馬上弓術（「武士道即弓馬之道」），佩刀在戰鬥中的主要用途，不是當作主戰兵器使用，而是在弓箭沒有給敵人致命一擊的時候，給倒地的敵人補刀，或割取首級以供「首實檢（くびじっけん/kubijikken）」。戰國時代，改變戰法的織田信長以大量農民足輕（あしがる/ashigaru）加長槍陣與火繩槍的組合，在長篠之戰（Nagashino，1575年）終結了個人武勇決定戰場的時代；武田家的精銳武士在火繩槍陣列前也只有中彈落馬的份，在電影開始重新建構這種不死的神話之前，武士以一擋百的威猛就已不復存在。
有一個常常被忽視的事實是，在冷兵器時代的戰場上，大部分的傷亡並不是發生在正面對戰的時候，而是發生在潰敗之後的對敵軍的追殺以及事後的屠殺。坎尼會戰（Battle of Cannae，216 BC）中，漢尼拔（Hannibal）在包圍合攏之後對羅馬軍團的殲滅和屠殺，估計造成了五萬至七萬人陣亡的慘烈結果。這在電影中完全看不到；電影的鏡頭從來不拍包圍屠宰，因為那個場景沒有英雄，只有殘酷的屠戮。
二、熱兵器時代的互射：躲得越久活得越久
電影對熱兵器時代的描述的角度，比冷兵器場景的問題更大。與電影場景當中英勇互射的畫面相反的是，老是躲起來的步兵，才是戰場上的現實。現代步兵的第一原則是「隱蔽接敵（cover and concealment）」。在真實的步兵戰鬥當中，大多數時間士兵趴在泥地裡、躲在掩體後方，對著一個模糊的方向射擊，不確定敵人在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打到人。1916年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的第一天（7月1日），英軍死傷就高達57,470人，其中19,240人陣亡。這個慘烈的死傷數字，是因為英軍下令士兵對著機槍衝鋒的結果。在電影裡，冒著槍林彈雨衝鋒，是英勇的；在現實裡，對著子彈衝去，你只會變成一個統計數字。
有許多觀眾，包括參戰過的老兵，覺得《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1998）的奧馬哈海灘登陸段落非常真實，原因並不只在那些令人血液凝結的動作場面，而在於史匹柏運鏡所描述的戰場，是一個混亂的，無方向感的、資訊極端不足，以及死亡隨機出現的修羅場。主角活下來，不是因為他比別人勇敢或戰技更好；他活下來，是因為那一刻他剛好躲過了子彈。決定存活率的，往往是機率和巧合，也可以說，是命運。
三、空戰：不要纏鬥、攻擊後迅速脫離才是存活的王道
空戰電影是所有戰爭類型中，浪漫化程度最高的一種，跟現實的距離也最遠。
在現實當中，空戰的核心原則是「避免纏鬥、一擊脫離（boom and zoom）」。以德國王牌哈特曼（Erich Hartmann）為例，哈特曼以352架的個人擊殺紀錄成為史上戰績最佳的飛行員，其戰法並非與敵人做過多糾纏，而是從後方俯衝、開火、立刻脫離。依靠著這種戰法，哈特曼在高達1,404次的任務當中，從未被敵方直接擊落。電影裡那種雙方在雲層間螺旋追逐、最後一刻反殺的場景，在真實空戰的邏輯裡，最終很可能落得被自己擊墜的下場。
在戰鬥中，燃油量可能比什麼都重要。諾蘭的《敦克爾克》（Dunkirk，2017）對此有著詳細的描述，每一次交戰決策，燃油的剩餘量都是考量的重點，不是英雄式的飛行炫技。而《捍衛戰士：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2022）完全是爽片，湯姆・克魯斯展現的飛行動作在物理上沒有必要、實際戰鬥當中也不可能。
四、海戰：過於浪漫和乾淨，忽略了殘酷的死法
電影裡的海戰，艦艇相互對轟，濃煙火焰，最終以沈船的壯烈句點告終。這個描寫大抵在二戰之後就已經是過時了。現代海戰都是BVR（視距外），完全依賴雷達與反艦飛彈，在還沒看到敵人的時候戰鬥就結束了。1982年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中，英軍謝菲爾德號驅逐艦（HMS Sheffield）被阿根廷「飛魚」飛彈（Exocet）擊中，5月4日陷入火海，最終在6天後沉沒；整個攻擊過程中，飛彈從雷達上出現到命中只有不到二十秒的警示時間，船上281名官兵中20人陣亡，沒有任何戲劇性的視覺對峙，只有一枚從海面掠過的飛彈、一團火焰，然後是無法撲滅的大火。
海戰電影中沒有呈現的是「沉船」這件事的殘酷：一艘艦艇的沉沒，往往意味著數百人在數分鐘內死於溺水、爆炸、或在燃油燃燒的海面上掙扎；這個過程的恐怖程度，超過多數陸戰場景。沉船在銀幕上是一個畫面，但在現實的戰場上，卻是一場集體的、緩慢的、令人不忍卒睹的慢性屠殺。
五、戰爭是隨機的、死亡往往沒有意義
戰爭電影的根本問題，是電影給了觀眾一個往往並不符合實際的想像：秩序和結構。一場完整的戰爭敘事當中都包含了起因、過程、高潮、結局。最終，英雄的犧牲換來了勝利，勝利帶來了和平，死亡因此有了意義。這套敘事結構深深塑造了我們這一群未經戰爭一代對戰鬥的想像，而我們在浪漫主義驅動的激情當中，幾乎忘記去問，這些都是真的嗎？
戰場上的死亡，絕大多數不是這麼展開的。你被子彈打到，往往不是因為你錯誤的選擇，而是因為你那天剛好站在那個位子；精心籌備的作戰計劃，往往在與敵人接觸的第一分鐘就開始瓦解，這也是普魯士軍事理論家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在1871年的論文〈論戰略〉（Über Strategie）中的核心。毛奇寫道，「沒有任何作戰計劃能在與敵主力首次接觸後保有確定性」。戰爭不是一場精心排練的劇本，而是一場在「戰爭之霧（fog of war）」當中顛躓前行的一場不確定的死亡之旅。
這也是為什麼納粹在1933年的焚書集會上，把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的原著小說（1929年）與其他著作一同付之一炬的原因。因為《西線無戰事》這部小說，讓戰爭看起來既不值得打、也不值得被英雄化，而這對一個需要全民相信戰爭是榮耀的政權來說，是無法容忍的威脅。燒書的納粹黨深諳這套敘事的邏輯；誰能定義戰場，誰就能定義戰爭的意義，而對戰爭的定義會決定人們是否願意走進戰場。
六、戰爭是絞肉機，而非英雄的舞台
在當代的影視作品當中，戰爭是英雄的舞台；但在實際的戰場上，戰爭是一台集體絞肉機。決定勝負的核心因素，除了大量的隨機性，最重要的是那些電影裡從來看不到的東西：後勤、陣形、和士氣。電影《八二三炮戰》當中，柯俊雄所扮演的軍官齊良臣（據說是以郝柏村為原形）說，「戰爭是打計劃、打組織；不是打你一個連、打你一個人。」這大概是眾多戰爭電影裡，另一個少數貼近現實的描述。
人類在認知上需要因果關係，需要意義，無法承受純粹的隨機性，電影滿足了這個需求，但是也讓我們對實際的戰爭樣態、殘酷和代價形成了根本性的誤解。戰爭不是你排練數百次就會贏的。對想發動戰爭來解決政治問題的人，特別是志得意滿的獨裁者來說，更需要引以為戒。
作者:劉奇峯
台灣智庫DIMEs中心總合外交組副召集人、中山大學IMAPA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