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是智庫。」當《信傳媒》問及時代力量智庫的規模時，副執行長彭盛韶指了指身旁的研究員吳也民，時代力量智庫成立約半年，加上執行長林世煜，3個人，這就是智庫目前的規模。正是因為智庫規模不大，沒辦法像其他國家、政黨、學術單位的智庫一樣，由2到3個人形成一個小組去對特定議題有更多的鑽研，短期來說，智庫期許自己是一個知識管理的平台，初步診斷問題，再與黨團、委員辦公室合作。
從市政議題摸索「敏捷政府」的實踐
彭盛韶具有資訊專業背景，曾經在新北市府、北市府擔任公務員，習於從市政層次去分析問題，包括勞動、社福、資訊等，而吳也民則擅長產業分析，所以在議題設定上，主要是從市政層次切入，以「敏捷政府」為核心概念，去討論研發法人創新、組織彈性化、採購法規限制等議題，並與外部組織串連。
敏捷政府是什麼？敏捷政府有別於從搖籃到墳墓都積極介入、管制的「大政府」，也不是只將政府權力侷限在保護人民、制止暴力的「小政府」，而是在中央與地方、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尋找有效的空間。吳也民表示，「左派」、「右派」、「大政府」、「小政府」這些標籤在當今社會中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反而是從交易成本來判斷，哪些應該由政府來做，這條邊界的移動應該要是敏捷的，可以看到趨勢的變化，適時有所進退。
吳也民舉長照為例，目前傾向是由政府提供長照服務，但他認為若政府與社會能釐清長照究竟是「商品」還是「公共服務」，且有法規建立規範，那麼長照產業不無發展的可能，到時候政府也許就可以退場了。吳也民說，重要的是，他們希望有一個制度，讓政府得以動態發展，這其實與公務改革、組織彈性都有關係，一旦政府角色需要變動的時候，公務員能「長眼」又「長腳」。
翻轉治理模式也是「國家正常化」工程
端看時代力量對於「敏捷政府」的想法，似乎與政黨的形象很難連結，時代力量給人什麼樣的印象呢？「國家正常化」是時代力量成立這幾年來重要的倡議與定位，雖然智庫沒有針對國家主權進行進一步的論述與討論，但彭盛韶認為「敏捷政府」是在翻轉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這也是國家正常化的工程之一。彭盛韶說，「我覺得台灣有個很大的問題，是政府所釋放的資源經常被中介組織壟斷，使得末端的市民無感。」
彭盛韶表示，因此，時代力量智庫在政策建議與分析上，把市民、產業的意見拉進來，讓使用者的聲音在前期就被聽到，把程序打開，去中介、去壟斷，讓被中介組織壟斷的資源釋放出來。彭盛韶舉都市計畫為例，目前都市計畫的考量與設計都是以房地產產業為主，而不是有需求的市民，所以時代力量所倡議的，是讓公民參與都市計畫前期，如同目前台北市的模式，不能僅靠官僚、建商、規劃公司的想像來發展。
吳也民指出，時代力量一開始的確是一個關注國家定位的政黨，「只有這樣是不夠的，我們希望與大黨在市政議題上做出區辨，想到的價值是政策參與的模式，把這個價值變成時代力量形象的一部分。」吳也民表示，在以翻轉治理模式為前提的狀況下，公務改革、開放資料都是磚頭，秉持開放透明的精神，一步步去找出務實可行的方式。
從公務員身上找出問題癥結
時代力量智庫在政策的研究分析過程中，經常將公務員當作重要討論對象，這當然與彭盛韶的公務員經歷有關，但也正是過去的經驗。彭盛韶發現研考、主計、稽核如果不鬆綁，有很多事情就無法推展。然而，公務員是政策執行的根本，他們能理解一個政見是否能準確被實踐、達成效果，但在過去政治人物在形塑政見的過程中，缺乏公務員的角色，於是政見擬定出來之後，公務員就去執行，但在業務無限堆疊的壓力之下，很難深度執行。時代力量智庫認為，了解公務員生態，才能誠實的發現問題，找出務實的解答。
以勞動議題來說，智庫並不只是做口號式的倡議，而是從各地方政府勞動局的勞檢員切入。彭盛韶指出，台北市的勞檢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有「陪鑑制度」，不只是勞檢員去勞檢，而是有同業人士陪同，例如檢查醫療機構就會有護士陪同、媒體機構就會有記者陪同，以便於在勞檢時更了解業界生態，而更了解需要蒐集哪些資料。「因為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不同，智庫要做的就是把好的案例講出來，形成拔尖的效果，複製典範，希望大家共同升級。」
市政研究成為2018年選舉彈藥庫？
眾所皆知，2018年的縣市議員選舉對時代力量來說是重要的一役，也為外界所關注。既然智庫的研究是從市政議題切入，那麼研究結果能不能成為選舉時的彈藥庫呢？彭盛韶表示，時代力量在各個議題上的研究成果與原始資料，對外本來就在網路上開放，對內也會把研究問題的背景、數據描述清楚，將資料整理成政策封包，以類似「內部wiki」的機制與各地黨部共享資料，而平時也會投書，與大家分享好的案例。「等到離選舉更近的時候，也有可能召開共識營，幫大家惡補這些地方治理上的環節。」
吳也民補充，這其實就是比較利益上的分工，智庫在台北不一定能了解在地方上的困難，但能提供可行的概念，協助地方黨部在操作上做修改，進行地方工程。吳也民也認為，時代力量因為規模小，組織較為扁平，所以前端第一線執行者的困難，能透過政策流程由下而上反應，以目前智庫的能量及規模來說，雖然無法做到最全面的考量、探討最深的議題，但有散落在各地的在地知識，使得黨內的知識與資源可以互通，比起其他政黨的智庫運作更有效、靈活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