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轉型與地緣政治變動的雙重壓力下，台灣核能政策再度成為公共討論焦點。
2026年3月，總統賴清德宣布，政府將審慎評估核電重啟的可能性，理由包括AI時代帶動電力需求大幅成長、國際減碳趨勢，以及能源安全考量。隨後，台電於3月底提出核三廠再運轉計畫，並以「核安無虞、核廢有解、具社會共識」作為審查前提。
然而，在核電是否重啟之外，「核廢料如何處理」與「核能是否安全」仍是社會最核心的疑問。
為回應社會關切，「台灣科技媒體中心」邀請核能工程與公共治理領域專家，從技術與制度兩個面向提出分析。
核能安全：從歷史事故到技術強化
針對核電安全疑慮，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特聘教授葉宗洸指出，核能科技經過半世紀以上發展，其安全水平已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歷史上著名的核災事故，例如三哩島事故與車諾比事故，多源於人為操作失誤或制度缺陷。這些經驗已促使全球核電業者全面強化安全設計與操作流程，避免類似錯誤再度發生。
此外，2011年的福島核災，則源於極端自然災害引發的連鎖效應，包括海嘯造成備用電源系統失效與應變決策延遲。葉宗洸強調，福島事件後，全球核電廠皆進行壓力測試（Stress Test）與設備補強，大幅提升安全韌性。
以台灣為例，核二與核三廠均已完成壓力測試與強化措施。其中，核二廠耐震能力提升至0.67g，核三廠則達0.72g，遠高於一般建築標準。此外，台電亦建立「斷然處置」機制，即使在完全失去外部電力與備用電源的極端情境下，仍可透過多層防護維持反應爐安全。
葉宗洸總結，現代核電安全設計已朝向「多重防護」與「極端情境應對」發展，整體風險已大幅降低。
核廢處理技術：從減量到再利用
除了安全問題，核廢料處置同樣是核能政策的關鍵。
葉宗洸指出，目前所謂核廢，主要指「用過核燃料」，其處理技術已隨科技進步逐步成熟。
首先是「再處理技術」。透過化學分離與再製過程，可將用過燃料體積縮減至原來的1/4，並回收可再利用的核材料，重新製成燃料繼續發電。此舉不僅降低廢棄物量，也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其次是「乾式貯存」。這是一種已廣泛應用的中期儲存方式，利用空氣自然對流冷卻燃料棒所釋放的衰變熱，無需複雜主動冷卻系統，因此風險與成本相對較低。葉宗洸指出，乾貯的另一優點在於未來可與第四代核反應器技術接軌，將儲存中的燃料再次利用。
第三項前瞻技術為「核轉化」（Nuclear Transmutation）。該技術透過加速器驅動次臨界反應器，將長半衰期的高放射性核種轉化為短半衰期甚至無放射性的物質，同時可進行發電。雖然仍屬發展中技術，但被視為解決高階核廢的重要方向。
整體而言，葉宗洸認為，無論是減量、儲存或最終處置，核廢問題在技術上已有多元解方，並非無解。
三階段管理：從暫存到最終處置
從制度面來看，政治大學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主任杜文苓指出，依據國際通行作法及國際原子能總署建議，核廢料管理採「三階段模式」：短期暫存、乾式貯存與最終處置。
在短期暫存階段，用過燃料會先置於水池中冷卻；隨著時間推移，再轉入乾式貯存設施進行中期儲存；最終則需進入深地層處置場，達成長期隔離。
就台灣現況而言，乾式貯存設施已逐步推動。核一、核二廠的室外乾貯設施已完工，其中核一已開始將燃料棒轉移，核二則仍在測試階段，預計年底取得使用執照；核三廠則規劃設置室內乾貯設施。
針對外界關注的乾貯安全問題，杜文苓強調，其設計核心在於「多重防護」。燃料首先被置於密封的不鏽鋼容器中，並填充惰性氦氣以避免氧化；外層再以厚重混凝土護箱包覆，以降低輻射外洩風險。整體系統透過自然對流進行散熱，避免主動冷卻系統失效的風險。
在審查制度上，乾貯設施需依《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審查導則》進行評估，涵蓋輻射劑量、耐震設計及各類事故情境（如火災、水淹、地震等）。審查過程由核安會召集超過30位專家進行分組審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
在營運階段，核安會也會持續派員檢查，並透過燃料完整性檢測與抽樣檢驗，確保僅完整燃料進入乾貯系統。對於可能受損的燃料，則暫不進行貯存，以降低放射性釋放風險。
除役與重啟：嚴格程序與全面監控
針對除役核電廠若需重啟的問題，杜文苓指出，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辦法》，必須進行完整調查與評估。相關內容包括設施運轉歷史、重大事件影響、放射性活度調查、除役目標與時程、安全分析、廢棄物處理規劃、輻射防護、環境監測、人員訓練與應變機制等多達16項要素。
這些規範顯示，無論是除役或重啟，都需經過嚴謹的制度審查與技術驗證，而非單純政策決定即可推動。
儘管技術與制度逐步完善，核廢議題的最大挑戰仍在於社會信任。杜文苓指出，乾式貯存常被質疑可能淪為「永久存放」，反映出民眾對最終處置遲遲未定的不安。
目前台灣法規雖規定貯存年限最長40年，但實務上僅核發20年運轉執照，採取「分段授權」機制。營運單位需在期限屆滿前重新提交安全評估並接受審查，確保設施持續符合標準。
然而，她強調，政府應同步推動最終處置場選址進程，並建立明確的政策路徑，讓民眾理解乾貯並非無限延長的暫存措施。此外，持續與民間團體及潛在場址居民溝通，也是建立公信力的關鍵，包括推動核廢處置法制化，例如制定《核廢處置選址法》，都可作為制度化共識的重要工具。
整體而言，核能議題已不再只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結合能源政策、風險治理與社會信任的複合性挑戰。當前台灣在核廢處理技術與安全制度上已具一定基礎，但最終仍需透過透明決策、制度化溝通與長期規劃，才能化解社會疑慮。在能源轉型的關鍵時刻，如何在安全、永續與民意之間取得平衡，將決定核能在台灣未來的角色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