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器官移植醫學界近日投下震撼彈。曾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被視為國內肝臟移植權威之一的陳堯俐醫師，因涉及仲介9名病患赴中國接受肝臟及腎臟移植，遭衛福部廢止醫師證書，成為台灣首位因「仲介器官移植」而遭廢照的醫師。中山附醫也證實，已依規定停聘陳堯俐。
陳堯俐過去曾在彰基服務超過30年，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及極高的人氣，彰基的器官移植中心從無到有，陳堯俐功不可沒。
不過根據法院判決及衛福部說明，陳堯俐自2008年起，涉嫌與護理師、生技公司業者合作，安排9名台灣病患前往中國接受肝臟或腎臟移植，並向病患收取高額費用，累計獲利超過1400萬元。彰化地方法院認定其違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並須支付公庫500萬元。
衛福部長石崇良表示，《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明定醫事人員不得從事器官移植仲介行為，情節重大者得廢止醫師證書。經司法判決確定及醫師懲戒程序後，醫事審議委員會最終決議祭出最嚴厲的行政處分。
衛福部指出，廢止醫師證書等同剝奪醫師執業資格，除非未來司法判決出現重大變更，否則當事人將無法再從事醫療工作，也無法重新參加醫師國考取得資格。
醫界惋惜：優秀移植醫師走到這一步
然而，這起事件在醫界引發的討論，不僅止於法律責任。
一名資深醫界人士向《信傳媒》透露，從法規角度來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6條採用的是「得」廢止醫師證書，而非「應」廢止，代表主管機關仍有裁量空間，因此此次直接祭出廢照處分，在醫界內部也出現不同看法。
該人士指出，若回到2000年代前後的歷史背景，許多末期肝病患者面臨的是殘酷的生死抉擇。「部分肝癌病人復發後已無法再接受切除手術，若等不到器官移植，可能只剩死亡一途。在國內器官來源有限、等待時間漫長的情況下，不少患者與家屬會主動尋求海外移植機會。」
他表示，過去不只個別醫師，許多大型醫學中心的病患也曾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尤其上海、天津等地在當時以等待時間短聞名，吸引不少台灣患者前往。「那是特定時代背景下存在的醫療現象。」
針對外界再度關注中國器官來源問題，資深醫界人士指出，過去國際社會曾長期針對中國器官來源透明度提出質疑，包括部分人權團體及法輪功相關組織曾指控涉及強摘器官等爭議。不過他也強調，就本案而言，目前並無公開證據顯示涉案病患的器官來源與相關指控存在直接關聯，相關事實仍有待更多資料釐清。
該人士坦言，若單就專業成就來看，陳堯俐醫師在國內肝臟移植領域具有相當地位，長年投入肝臟移植與肝膽外科治療，累積豐富臨床經驗，近年來其實已鮮少從事門診工作，但在醫界享有一定聲譽，是相當優秀的移植外科醫師。他表示，「陳醫師如今因仲介案遭到廢照，對台灣移植醫學界而言仍令人感到惋惜。」
醫療團體：問題不只是修法，而是查不到真相
不過，不具名的醫療團體人士則認為，此案凸顯的其實是境外器官移植長年存在的監管困境。
該人士指出，《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擴大規範境外非法器官移植，法規本身並非完全空白，但真正困難的是執法與追查。由於案件發生在境外，器官來源、移植流程與金流等關鍵證據取得不易，加上跨國司法協助有限，往往難以完整掌握事實。
「此外，境外移植通報制度也存在落差。醫病雙方、仲介者與相關團隊可能同屬利益鏈的一環，願意主動揭露資訊的人極少，使得吹哨檢舉案件相當罕見。」
他進一步表示，事實上，監察院早在2019年即曾針對境外器官移植管理提出糾正，要求衛福部強化通報與查核機制，顯示相關問題並非近年才浮現，而是長期存在的制度挑戰。
醫療團體認為，未來除了法律規範外，更重要的是強化跨境資訊查核、落實境外移植申報制度，並建立更有效的追蹤機制，才能避免非法器官移植持續存在於監管死角。
器官短缺與求生需求，才是問題根源
有專家向《信傳媒》指出，器官仲介問題之所以難以根除，背後其實牽涉全球共同面臨的器官短缺問題。
根據國內移植醫學發展經驗，等待肝臟、腎臟等器官移植的病患人數，長期遠高於實際捐贈數量。「對於末期肝病或器官衰竭患者而言，等待往往不是單純的排隊，而是在與死亡賽跑。」
因此，每當出現能夠快速取得器官來源的管道，即使費用高昂、來源不明，仍可能吸引部分病患鋌而走險。
然而，醫學倫理界普遍認為，器官移植建立在無償捐贈與公平分配原則之上。一旦形成器官買賣市場，不僅可能剝削弱勢者，也將動搖整體器官捐贈制度的社會信任。因此，多數國家均嚴格禁止器官仲介與器官交易行為。
首例廢除醫師執照背後的警訊
從司法判決到行政處分，陳堯俐案歷時多年，如今以台灣首宗「器官仲介廢照案」寫下紀錄。
有人認為，這是醫療倫理紅線不可逾越的明確宣示；也有人認為，應同時看見當年病患求生無門的歷史背景與器官短缺現實。
無論立場如何，此案已不只是單一醫師的違法案件，而是再次凸顯台灣器官移植制度面臨的多重課題：如何提高器官捐贈率、縮短等待時間、強化境外移植管理，以及在病人求生需求與醫療倫理之間取得平衡。
當一位曾被視為換肝權威的名醫最終失去執業資格，留給台灣社會的問題或許不只是「誰該負責」，而是如何避免下一個病患因等不到器官而被迫走向灰色地帶，也避免下一位醫師在救人與守法之間陷入同樣的兩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