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兩週，我在韓國參與執行國際學生交換活動，與當地學者交流，也到高麗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進行了一場學術演講。中心的新任主任張榮熙博士在台大取得國際政治博士，對台韓交流一向充滿熱情。演講當中，我有幸與包括前駐台代表李殷鎬博士、姜永勳大使在內的專家學者及新聞工作者們交換意見。7月盛夏，韓半島的酷熱並不輸台灣；前幾天才通過台灣北部的颱風巴威（Bavi），也奇蹟似地在穿越整個中國大陸之後登陸朝鮮半島，帶來成災的豪雨。
韓國專家們關心的，除了Quad的未來發展、印度在印太地區能否繼續扮演關鍵角色之外，半導體、AI以及武器出口等，也都成為熱議話題。在半導體方面，韓方向來對台積電的成功秘訣充滿濃厚而持久的興趣，也常埋怨三星集團會長李在鎔和SK集團會長崔泰源，在執行力以及商業模式上，遠遠不如以績效決定升遷的台積電領導層魏哲家等人。記者們感興趣的，則是台灣半導體聚落擴張的「成功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韓國身上。
李在明政府目前將「地域均衡發展」視為政策首務。慶尚北道出身、在京畿道開展政治生涯的李在明（京畿道與首爾的關係，類似新北市與台北市），在2022年總統大選（僅以0.73%的差距輸給尹錫悅）以及2025年補選中，都在全羅南道、光州廣域市（兩地目前已經合併）以及全羅北道等地區，以八成的超高得票率碾壓對手。
所以，當李在明政府在2026年7月宣布，將在首都圈的龍仁-利川超級半導體聚落之外，於全南光州統合特別市打造「西南圈800兆」半導體聚落時，質疑這是政治回報的記者，提問便集中在：「地方能夠吸引工程師和年輕人進駐嗎？台灣是怎麼克服這個問題的？」
按照李在明政府的計畫，將在朝鮮半島南部建立「南部圈半導體革新帶」，以推動「脫首都圈化」：釜山作為電力半導體的製造中心，光州專攻先進封裝與AI晶片，龜尾則主攻材料零組件。而在包括全南光州在內的西南圈大型聚落，則將引進三星和SK共800兆韓元的投資，各建兩座新廠。雖然業界和輿論界曾經表示，韓國應該學習台灣，分散半導體聚落，但也有不少質疑的聲音，認為李在明政府只學到皮毛，並沒有將台灣整個聚落的思維完整移植過去。
於是就有了記者問我的問題：「工程師真的願意離開首爾到鄉下去嗎？」雖然同在漢字文化圈，但日本和韓國對首都地位的癡迷，遠勝於台灣。日本一億三千萬人口中，東京首都圈就超過三千萬人；韓國在這個問題上更嚴重：總人口五千萬人中，有超過二千六百萬人住在首爾、仁川廣域市以及京畿道三個地區，等於超過一半的人口住在首都圈。首爾出身的人，說話都比別人大聲的多；而江南出身的人，更是精英的象徵。
而諷刺的是，這正是李在明政府要解決的問題。為了半導體聚落的脫首都圈化，在各地廣設半導體製造中心，讓三星和SK海力士沒有餘力再將生產能量移到美國。三星和海力士畢竟不是台積電：台積電全球訂單幾乎都往裡面送，還有餘裕在台灣新建14至16座新廠的同時，允諾在美國再投資1000億美元。
韓國半導體在中國的曝險，也遠比台灣和日本嚴重：台積電在南京只有兩座成熟製程廠，日本則幾乎已將半導體產線全數移出中國，但三星和海力士在中國的記憶體廠都是主力產能。三星西安一廠和二廠佔其NAND總產出的30-35%（2025年資料）；海力士無錫的DDR4/5廠佔其DRAM總產出的35-40%，大連的NAND廠則佔其NAND總產出的40-45%。對SK和三星來說，將廠房移到美國，等於要面對美光（Micron）的直接競爭，不如移回國內。
李在明的支持者屬性（全南、全北及光州向來有濃厚的左派立場，光州事件後尤為如此）、三星和SK的設廠現實與未來考量，以及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形塑出的「事大主義」傳統，都讓目前採取「國益外交」的韓國，被扣上了「親中」的帽子。
首爾究竟「親中」與否，先不說這個立場的基本定義及衡量基準是什麼，重點是：我們希望韓國在我們的外交總體策略當中，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功能？台灣很小，搞「漢賊不兩立」顯然不理智；而韓國畢竟不是日本，期望目前由自由派執政的韓國政府，講出像日本右派政府一樣的話，就國際政治而言並不符合現實。韓國人口雖然比我方多一倍有餘，但畢竟仍屬中小型國家；北京對韓國政治的掌握以及「精準打擊」式的施壓，都讓首爾政壇的友我人士在目前的氣氛下，必須步步為營、小心謹慎。
但值得正面看待的是，在我方抗議及宣示反制措施之下，韓方最終仍將電子入境卡上先前引發爭議、由中國方面堅持列入的「中國（台灣）」名稱加以刪除；這背後反映的，是當前地緣政治角力下多方的折衝協調，以及各方的層層努力。
韓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與氛圍，以及政治發展史，在漢字文化圈諸國當中和台灣最為相像；雖然激烈程度不同，兩國都經歷了曲折的民主化過程。兩國也都經歷過轉型正義，但不同支持勢力之間依然南轅北轍的世界觀，以及那個仍在被抗拒、拉扯與撕裂的對「正義」的定義，都還在社會底層暗暗地流動著。
「好想贏韓國」，也許正是出於這種對彼此相似度的下意識理解。我在韓國聽到的潛台詞，也可以轉譯成「好想贏台灣」：從半導體、武器出口、社會發展、股市聯動，到年輕人共同面對的問題以及對未來的態度，都是如此。也許，除了表面上的彼此競爭之外，首爾和台北還有更多可以互相砥礪學習、彼此協助的地方，而這得靠雙方的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行。
作者 劉奇峯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助理教授；台灣智庫 DIMEs 中心總合外交組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