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討論公共政策時經常面臨一個課題，就是當政策內容如果設計得非常吸引人，往往會吸引不是那個政策目標的群眾也希望爭取到這份資源，這時候政府不但在政策本身要投入資源，還得額外付出很多行政成本來確認資源有沒有真正用在對的對象上，這些行政成本往往相當龐大，而稍有不慎，原本的美意也會大打折扣，甚至引發民怨。這一般而言，就是公共經濟學中經常討論的道德風險與代理人問題等，處於資訊不對稱下所產生的市場或政府失靈。
即便政策設計能夠精準地把資源投放到目標對象上，在這個過程中可能伴隨而來的是，這些目標對象其實沒有做好相對應的準備，而且他們自發性的政策反應，很可能遠遠超過原本政策設計的原意，我稱呼這些反映叫做『政策反應超調』，英文我稱呼它為『Policy Reaction Overshooting』，在央行討論通膨目標的相關領域，也有類似的概念與討論。
今天我要探討的主題，就反映我最近的一項憂慮，普惠金融政策在設計的過程中，是否需要不斷地觀察市場反應，來進行動態精進與調整？
這個憂慮來自於前陣子全球股市對於半導體相關科技類股的顯著修正，引發南韓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問題浮現的環節出在韓國金融市場提供了許多單壓三星電子與SK海力士等大型公司的個股槓桿型 ETF（Single-Stock Leveraged ETFs） 。南韓金融監管機構（FSC）開放發行針對單一股票的 2倍正向槓桿（2x Leveraged） 及 反向 ETF。由於監管法令規定能作為標的的個股必須滿足極高的市值與流動性門檻，導致絕大多數產品全部高度集中於三星電子與 SK 海力士。
在南韓高度存在著『人生勝利組公式』的隱性社會壓力下，這類的普惠金融產品促使了韓國散戶（俗稱「螞蟻雄兵」）大量湧入買進 2 倍槓桿的三星與 SK 海力士 ETF。但這些中產階級甚至中位數所得線以下的南韓民眾或年輕族群，其實缺乏長期的投資理財觀念與風險控管意識，並沒有做好相對應的準備，因此在是類似產品受到政府允許，金融業與媒體競相鼓吹下，當全球半導體板塊出現回檔修正時，這類產品出現「雙倍暴跌」。由於槓桿 ETF 具有每日複利調整（Rebalancing）與波幅耗損的特性，許多散戶在短短幾週內本金直接腰斬，引發金管會（FSS）發出緊急投資警訊，龐大的韓國民眾也把怒火燒到李在明政府上。迫使南韓金融監管機構（FSC/FSS）近期被迫祭出新的管控規則，大幅限制單一個股槓桿 ETF 的交易條件與門檻，造成此類商品的交易量急劇下滑。
不只南韓，日本與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只不過風險意識相對南韓更高一點。日本的政策目的主要是將資金活化，希望把民眾高達上千兆日元的「床底現金/銀行存款」引導至資本市場。因此日本政府在 2024 年正式實施新 NISA（少額投資非課稅制度），這項普惠政策門檻極低且終身免稅，吸引了大量投資新手，雖然日本不若韓國盛行單一個股 2 倍槓桿 ETF，但日本散戶非常青睞「高股息個股」以及掛勾美股的ETF，相對分散且多元，但這樣的普惠金融對日本民眾的財富效果，是建立在弱勢日圓的結構下，美金換回較多日圓的效益，一但美元兌日圓匯率回跌，一樣有不小的總體風險，而且這也會制約日本政府的貨幣與外匯政策，也是政策上必須要承擔的後果。
由以上的案例可以知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每一個政策雖然都有它的美意，但也會帶來許多隨之而來的副作用。台灣應該借鏡且思考的應該有這幾點，首先避免高槓桿且集中在少數個股的ETF工具，第二就是避免集中在單一外國貨幣計價的產品，另外前陣子有人提出是否打破大盤正規時間交易的最小單位為1000股的規定，個人認為都可能會發生交易量更大幅度向電子股或半導體股傾斜的副作用，並使得其他類股的成交量更加萎縮，而造成類似南韓的結果。這些政策都可能會出現『政策反應超調』的可能，茲事體大，不可不慎。
『治大國如烹小鮮』，『降低進入門檻不等於降低產品風險』，政策如果一調而讓原本就難以承受風險的對象去甘冒更大的風險，如同給一個處於極度飢餓的人馬上吃大量的澱粉類產品，都會使其身體機能失調，而對其產生更大的危害，我們從歷史中都應該學到這些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