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時候我去了一趟越南。河內的氣溫高達35至40度，市內幾個大型湖泊的水位明顯下降，露出乾涸的堤岸。
跟氣溫一樣熾熱的，是河內的政治湧動。今年初，越南共產黨（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第14次代表大會原訂舉行六天半，卻提前閉幕。這場權力交接大會，決定由公安部出身、於2024年接替病逝的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的蘇林（Tô Lâm）續任黨總書記；他同時身兼國家主席、中央軍委書記、國防安全委員會主席，以及中央反貪腐反浪費反消極指導委員會主任等多個職位。
越南做為我們最親近的東南亞鄰居，在台灣很有存在感。在台灣的越南人，連同已歸化的配偶與新二代在內，總數約50萬人；配偶、移工以及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反映出兩國交往層次與主題的演變。
大多數台灣人都知道中國和越南1979年的那一場戰爭與之後的「十年輪戰」，也知道兩國在南海（越南稱「東海」，Biển Đông）的領土爭端，卻常常忘記越南其實是共產黨體制，在這一點上，河內和北京極端相似。越南和中國的聯繫，可以用三個P來代表：黨務（Party）、政策（Policy）、民間（People）；而中共和越共在一黨專政和極權體制上，有著共同的意識形態觀點與利益。
政治上，蘇林將權力收攏於一身的動作，和習近平上台後的集權化非常相似。1990年代初越共內部形成的慣例，即由不同派系和地區人士出任黨內四要職（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所謂「四駕馬車」（Tứ Trụ，直譯「四柱」）的權力平衡架構，已被打破。
蘇林也大量拔擢自己出身的興安省政治人物進入中央政治局，形成同鄉色彩濃厚的「興安幫」。在政府方面，雖然1970年出生的新任總理黎明興，成為越共向外界傳遞政府年輕化的象徵，但副總理員額由原來的四名增為六名，實質上稀釋了總理的權力。蘇林同步推行的地方行政改革，廢除了郡（quận）/ 縣（huyện）一級行政單位，將省（tỉnh）級單位從63個合併為34個；同時，除了原有的河內直轄市維持不變外，其餘八個直轄市或經改編、或經升格、或屬新設，強化了總書記對地方的實質控制。
新的越共黨中央，也將原屬國家系統的中央級智庫升格為黨一級機構。總書記蘇林期許知識分子發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要只當研究人員和學者，而應切切實實地為黨中央出謀劃策。與此同時，公安部的權限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提升。中越原有的交往架構之上，也新增了一個「3+3」機制，即雙邊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與公安部長的定期會議與溝通管道。中共也向越南輸出了反貪腐的執行辦法，以及將反貪作為政治武器的運用手段。
先前阮富仲擔任總書記時，越南推行所謂的「竹子外交（Ngoại giao cây tre）」。這個概念不是越南獨有，泰國同樣也有；其精神是要像竹子一樣發揮韌性與柔軟度—為了服務國家利益，越南的外交身段與手段，應當視情況做最靈活的調整。
但蘇林上台之後，認為「竹子外交」太過被動，拋出了一個複雜的「新時代外交本色」總體策略，內容包含「民族外交的光榮傳統、胡志明時代外交的革命性、世界外交的精華、新時代外交精神」四個結晶，以及「戰略自主」與「自強」兩個關鍵詞。
月前，越南政府大費周章地召回所有駐外大使級外交官，就蘇林總書記的新外交策略進行宣講。但這套外交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就連此間的相關人士也眾說紛紜。不過，從對中政策的轉變來看，越南的新外交政策大抵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制度化。在對中外交上，體現於在黨務、國家、部會等層次建立直接聯通的溝通管道與平台，「3+3機制」就是一個例子。3+3設計的微妙之處在於，蘇林把自己能夠直接掌握的公安部，納入了與中國溝通的管道。這樣做的好處，是能以公安系統的力量統領外交與國防兩部，讓所有口徑歸一；同時也能讓較敏感的政治議題，特別是南海議題，被限縮在安全層面的管控，而不上升為高層政治的分歧。
第二個是多邊化。歐盟與越南今年一月宣布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是歐盟在東協的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全面戰略夥伴。川普第一任期的美中貿易戰之下，河內是「中國+1」布局最大的戰略紅利獲得者之一；但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對越南對美的巨額順差、以及中國藉越南「洗產地」的現狀開刀。為了避險，越南開始將多邊化納入外交戰略之中。
在對中策略上，除了引入其他強權，越南也以外交、國防、安全三個層面分別對應中國。在南海議題上，河內並未與美國及菲律賓站在同一邊採取對抗態勢；在國防上，中越去（2025）年在廣西崇左啟動了首次陸軍聯合訓練「攜手同行-2025」（Chung tay đồng hành - 2025）；中越在2024年8月20日發布的聯合聲明中，則新增了「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表述，企圖以此穩定與北京的關係。
乍看之下，越南與中國的關係似乎有了實質轉變，也開始向中國的口徑靠攏。但越南外交向來的「務實性」與「靈活性」，在中國強大的壓力下仍被巧妙地維持著。3+3平台的「公安主導」是一個例子；在南海問題上，越方雖然在外交上嘗試「擱置爭議」，實際上卻在其宣稱領土的島嶼、島礁上實施大規模「填海造島」工程，速度比起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對台關係上也是如此。從2024年至今的歷次聯合聲明中，越方縱使在原則上「支持中國統一大業」，但兩國文本存在微妙差異：中方版本寫的是越南不與台灣發展「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河內自己的版本寫的卻是「không phát triển bất cứ quan hệ cấp Nhà nước nào với Đài Loan」（不與台灣發展任何「國家級」關係）。這一處之差，讓台北與河內之間的交往保留了務實的空間。
越南政府目前正極力發展半導體，作為國家下一個世代的主力核心產業。在「自主」與「自強」的戰略指導下，越南很清楚必須引進西方技術、打造自己的生態系，而台灣是少數幾個既有技術、又有安全互信的可能合作夥伴。在甫升格的北寧（Bắc Ninh）直轄市的產業園區中，有數量龐大的台資企業；從傳產到「電子五哥」，許多台商都已在越南扎下很深的根基。
許多相關人士都務實地指出，台越之間有著龐大的紐帶：從共同的漢字文化圈傳統，到越籍配偶與新二代，到長期大量在台工作的移工，再到愈來愈多在台灣各大學學習半導體的越南學生—還有那條永遠盤踞周邊、對台越都造成實質威脅的巨龍。這些都讓台北與河內的關係難以中斷、倒退或惡化。
但一如越南所面對的地緣政治新局，東協各國近來也承受著來自中國的外交壓力，並做出相應調整；這反映的是美國新外交政策帶給東協國家的無所適從，以及被迫採取避險政策的無奈。我方如何在保持警惕與持續強化實質關係之間拿捏權重，將是有識之士在未來應當細細思量的課題。
作者：劉奇峯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助理教授、台灣智庫DIMEs中心總合外交組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