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年，因為全球化的關係，美國製造業大量移往低成本的國家，尤其是中國。當時美國認為研發、品牌、金融與服務業留在國內，把低毛利的製造業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最符合經濟效益。然而三十年後，美國發現，當一個國家失去製造能力，面臨地緣政治危及全球化時，可能對國家經濟韌性與安全造成嚴重影響。
1979年至2025年間，美國整體就業人口增加約6,800萬人，製造業就業人口卻減少約660萬人。與此同時，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如今約占全球製造業產能的三成，美國則退居第二，而部分戰略產業的差距更大，如造船業！
2024年中國占全球商用造船產量約53％，美國只剩約0.1％。美國雖然仍擁有全球最強大的海軍，但如果面對長期戰爭，需要大量建造、維修及補充艦艇，背後製造能力不足便可能成為致命點。有鑑於此，美國近年重新重視製造業。從拜登政府的《晶片與科學法案》，到川普政府強調關稅、供應鏈安全與「美國製造」，雖然兩黨策略不同，但目標一致，也就是美國不能只掌握科技與設計，而必須重新建立「把東西做出來」的能力。
從半導體、AI伺服器、電力設備、鋼鐵、電池、關鍵礦物，到無人機、飛彈與造船等產業，美國面臨的已經不是單純的成本問題，而是關鍵的國家安全。美國重返製造業，已經不只是景氣循環，而是未來十年的國家戰略目標，這剛好是台灣製造業的機會。台灣過去五十年建立起來的完整製造生態系，從伺服器、PCB、連接器、電源供應器，到工具機、馬達、泵浦、閥件、扣件、金屬加工、自動化設備及精密零組件，已經累積一些規模不大、知名度不高，但卻能快速打樣、彈性生產、品質管理及成本管控的「隱形冠軍」。美國擁有全球最強的創新能力、資本與市場，但是會設計，卻不一定能快速、有效率地製造。台灣過去幾十年最擅長的，就是把idea變成產品，再把產品變成可以大量生產、具有成本競爭力的商品。這正是台美製造業可以互補性的地方。
台灣目前很多傳統製造業正面臨嚴峻的轉型壓力。一方面要面對中國的低價競爭；另一方面又面臨東南亞、印度等新興製造基地的崛起，再加上缺工、能源、匯率、降低碳排等壓力，有一些廠商已面臨存活問題，而美國重返製造業，剛好給面對轉型壓力的台灣傳統製造業提供存活的機會。台灣企業不一定要去美國設廠，也不一定要把台灣的產業外移。但是要瞭解美國未來十年需要哪些製造能力？其中哪些環節美國自己做成本太高、人才不足或供應鏈不完整？而這些美國製造業缺口中，又有哪些是自己的強項？例如美國大量興建AI資料中心，需要的不只是NVIDIA的晶片，背後還需要伺服器、機櫃、散熱、UPS、變壓器、配電設備、馬達、冷卻系統及大量機電零組件；美國重建造船與國防工業，需要的不只是幾家大型軍火商和造船廠，更需要成千上萬種閥件、泵浦、馬達、金屬加工、精密鑄造、控制系統及電子零組件。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產品，很多正是台灣中小企業幾十年累積的基本功。因此，美國重返製造業對台中工具機、彰化金屬加工、高雄扣件，以及遍布全台的電子、機械與精密製造業等提供第二次國際化機會。企業可以直接外銷，可以成為美國企業的OEM、ODM夥伴，也可以在美國建立最後組裝、維修與服務據點，而把核心技術、高附加價值零組件與關鍵製程留在台灣。如此既協助美國重建供應鏈，也替自己找到新的市場。
政府應該把握這個機會，把美國重返製造業與台灣傳統產業轉型結合起來。政府可以盤點美國未來十年最迫切需要重建的產業，再反向盤點台灣哪些企業具備切入能力，協助取得美國認證、尋找合作夥伴、建立通路，甚至由政府、公法人與公協會建立台美製造業媒合平台，把美國製造業的缺口，與台灣有能力的廠商對接起來。美國需要重新學習製造，台灣則需要讓自己的製造能力重新找到價值。兩者如果能夠結合，美國得到更安全、更有韌性的供應鏈；台灣得到的則不只是訂單，而是一次讓傳統產業由低價競爭走向高價值製造、由一般代工進入戰略供應鏈的轉型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