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我去了一趟德國。第一站是摩澤爾（Mosel）河畔、靠近盧森堡邊界的古城特里爾（Trier），參加特里爾大學漢學系主辦的第五屆「台灣做頭陣」（Taiwan als Pionier, TAP）國際工作坊；之後轉往柏林，參加「台德民間論壇」（German Taiwanese Dialogue Platform, GTDP）年度會議。
特里爾是馬克思的出生地。2018年5月馬克思兩百歲冥誕時，中國贈送特里爾市一座由雕塑家吳為山製作的馬克思銅像。揭幕當天，德國右翼的另類選擇黨（AfD）以及「共產暴政受難者團體聯合會（UOKG）」都曾經組織抗議活動並提出批評。學界方面，特里爾大學漢學教授Christian Soffel當時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表示「毫無疑問，這背後有政治議程。」
在馬克思銅像落座特里爾後的八年，德國和中國之間這種「一邊接受、一邊抗議」的關係並沒有太大改變，只是爭議的焦點，已經從意識形態轉到了更切身的工作與產業前途上。
德國經濟這幾年並不太好。根據德國五大經濟研究機構9月24日發布的秋季聯合預測（Gemeinschaftsdiagnose），德國經濟2023年衰退1.0%、2024年零成長，2025年也只成長了0.2%。雖然2026年的成長率被上調到1.3%，但支撐這一波復甦的，主要是國防與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企業投資和民間消費依然疲弱；政府赤字將從2026年占GDP的4.1%升到2028年的4.7%，而2028年的成長率預估將回落到0.4%。
製造業就業的流失則更直接。據安永（EY）統計，德國工業部門去（2025）年一年就減少了12萬4,100個工作，其中汽車業將近5萬個；和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工業方面的職位總計少了26萬6,200個。
經濟上的不安，很快就反映在政治上。9月6日的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議會選舉，AfD拿下43.8%的選票，在83席中取得39席，距離過半只差3席；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所屬的基民盟（CDU），得票率則從2021年的37.1%跌到17.2%。前東德地區正是AfD和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最強的地方，而這兩個政黨對俄羅斯的態度，都比柏林的執政聯盟友善得多。
德國經濟問題的核心之一是中國，問題主要反映在貿易和產業依賴兩個方面。2025年中國以2,518億歐元的雙邊貿易額，重新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德國自中國進口約1,706億歐元，對中國出口則只有約813億歐元，逆差將近900億歐元。德國對中國的出口比前一年減少近一成，是十年來最低；其中汽車出口從2022年到2025年掉了三分之二，德國車廠在中國的市占率平均縮水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德國在新興產業上對中國的依賴反而加深：德國進口的電池（以鋰電池為主）當中，來自中國的比重從2021年的29.9%升到2025年的60.7%；而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IW）的推估，德國企業去年對中國的新增投資，也回升到約70億歐元。
所以，德國面對的已經不只是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問題，而是中國企業正在汽車、機械和化工這些德國最擅長的領域，回過頭來和德國正面競爭。供應面的風險，則在去年的安世半導體（Nexperia）事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10月4日，中國商務部禁止安世中國廠出口，歐洲汽車工業協會（ACEA）隨即警告，車廠的晶片庫存只夠撐幾週。這讓德國人第一次具體感受到成熟製程晶片斷供的代價。
在和台灣交往方面，德國面對中國時比美國更小心謹慎，反映的正是這種經濟上受制於人的現實。2025年的聯合執政協議寫明，德國是「在我們的一中政策基礎上」持續發展與台灣的關係。梅爾茨今年2月下旬首度以總理身分訪問北京，出發前表示德國堅持一中政策，不過也加了但書「其具體內涵也由我們自己決定」。他在北京則表示，統一「只能透過和平方式，而非訴諸軍事手段」。8月31日聯邦政府答覆左翼黨質詢的文件（Drucksache 21/7801），再次強調台海現狀只能以和平、經雙方同意的方式改變，並表示德國只有在歐洲框架內（im europäischen Verbund），才能長期有效地維護對中利益。
就實務操作而言，台德之間的往來如果能放進歐盟或多邊/迷你多邊（minilateral）的框架中，可行性會相對提升不少；聯邦行政部門層級的接觸，則被壓在一中政策畫出的門檻之下。德國今年6月25日簽署了美國主導的Pax Silica宣言，台灣也以非簽署方的身分參與其中。5月22日，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首次在德國舉辦活動，主辦方是我國駐德代表處與美國駐德大使館。
另一方面，邦政府和國會的空間相對較大。薩克森邦總理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去年9月底訪台，在新竹與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會面；聯邦議院的柏林-台北友好小組今年5月下旬由綠黨、基民盟／基社盟、左翼黨和AfD共五名議員組團訪台，團長、也是「德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的綠黨議員徐德分（Till Steffen）表示，德國「最好不要只押中國這張牌」，並以德勒斯登的晶圓廠作為台德經濟交織的例子。但聯邦行政部門的文件裡，至今找不到把台灣和半導體供應安全連在一起的正式表述；前述8月31日的答覆，在談到德國的半導體依賴時，提到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台灣隻字未提。
2025年德國進口的積體電路，有23.5%來自台灣，處理器更高達28.6%。台積電與博世、英飛凌（Infineon）、恩智浦（NXP）合資的ESMC，9月14日在德勒斯登舉行廠房主體的上樑典禮，預計2027年下半年移入生產設備，規劃月產能4萬片12吋晶圓，製程為28/22與16/12奈米，主要供應車用與工業用晶片；據薩克森邦經濟部長潘特（Dirk Panter）表示，目前已有超過20家台灣供應鏈廠商進駐德勒斯登。
ESMC是台德經濟合作近年來最具體的成果。歐盟執委會2024年核准德國對ESMC的50億歐元補助時，ESMC承諾在危機發生時，依《歐洲晶片法》接受優先訂單、在歐洲生產危機所需的產品；但台灣這一方，卻沒有任何可以反過來援引的承諾。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下，如果太過注重政治表態，會有實質的困難；比較務實的做法，除了增強與德國邦政府、地方政府一級的實質交流，也應該以ESMC為支點，把台資在中東歐既有的產業聚落串連起來。
2025年德國自波蘭進口910億美元、自捷克701億美元、自匈牙利395億美元，自台灣只有168億美元；德國製造業近岸外包最大的受益者，是它的中東歐鄰國。在德國進口的處理單元（含伺服器）中，中國的比重從2021年的43.0%降到2025年的22.0%，接手的除了台灣（從4.2%升到12.3%），還有捷克（從11.4%升到15.2%）和匈牙利（從4.5%升到11.5%），而這兩國都有台灣電子代工廠的生產據點。
台廠在這幾個國家的布局各有側重。在捷克，緯創在布爾諾（Brno）附近生產伺服器與機櫃，鴻海在帕爾杜比采（Pardubice）生產個人電腦、在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生產伺服器，英業達也在布爾諾近郊的布盧齊納（Blučina）興建了大型廠區；今年第一季台灣約1.16億美元的無人機出口中，約1億美元輸往捷克。波蘭則是去年台灣無人機的最大買家；波蘭國家電動車計畫ElectroMobility Poland在去年解除與吉利（Geely）的合約之後，今年5月選定鴻海集團（旗下鴻華先進，Foxtron Vehicle Technologies）為戰略夥伴，工廠設在雅沃茲諾（Jaworzno），預計2029年出車，正式協議預計10月、最遲11月簽署。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TEEMA）的會員企業與鴻海，則落腳英特爾放棄的弗羅茨瓦夫近郊米恩基尼亞（Miękinia）廠址，考慮的項目包括半導體、車用電子與資料中心零組件，園區最終的生產範圍預計年底前定案。匈牙利則是四國中唯一供應鏈已經深度嵌入中國的國家：寧德時代在德布勒森（Debrecen）的電池廠9月22日開始試產，比亞迪在塞格德（Szeged）的整車廠1月已試產、量產延到今年第四季。鴻海則自2010年開始就在科馬羅姆（Komárom）設立生產伺服器與網通設備的工廠。台資和中資的生態系彼此重疊。
如果把德國、波蘭、捷克、匈牙利當成一個集群來操作，具體可以從三個地方著手。第一個是規則。歐盟執委會6月3日提出《晶片法案2.0》（Chips Act 2.0），歐盟理事會的目標是在2027年第二季前達成協議；成熟製程技術，以及與可信任國際夥伴的合作，都是目前會員國討論的重點。德國在歐洲議會720席中占96席，人口約占歐盟的18.5%，是四國中唯一同時具備曝險動機和立法份量的國家；如果能透過薩克森和聯邦議院的友台力量，台灣也有機會在最終條文中留下一個位置。
第二個是區域標章。草案新設「歐洲半導體卓越區域」（European Semiconductor Region of Excellence）標章，由地方政府提出十年期的半導體投資計畫，經所屬國家背書後向執委會申請；獲頒的地區可以加入歐盟層級的卓越區域網絡，在歐盟資助計畫的評選中也能列入考量。薩克森、捷克南摩拉維亞和波蘭下西里西亞如果各自申請，再透過這個網絡串連，台資在三地的據點就能以歐盟承認的區域集群形式出現；而投資計畫必須寫明的電網、土地、許可時程和國際人才，是台灣應該事先爭取寫進文件的條件。
第三個是分工。德國負責晶圓製造與規則；捷克和波蘭承接AI伺服器、電動車電子與無人機，並從出口轉向在地組裝，以符合歐盟「歐洲安全行動」（SAFE）國防貸款對非歐盟零組件成本不得超過35%的規定；匈牙利則適合放在台資既有的電子組裝，而不是敏感的上游環節。鴻海與波蘭的電動車協議、米恩基尼亞園區的生產範圍都還在議定之中，電網容量、許可時程和經濟特區條件，也都應該進一步明文化。
另一方面，在半導體之外，台灣要成功扮演「中國+1」的角色，仍有不少挑戰。2025年德國自中國進口約2,004億美元，自台灣只有168億美元，大約是十二分之一。如果只計算台灣在德國同類產品進口中已經占到5%以上、證明具有競爭力的品項，台灣理論上能接手的，大約只占德國對中國進口的14%，其中六成以上是電腦；門檻放寬到3%，也只有24%左右。德國最依賴中國的產品，台灣幾乎都缺席：鋰電池中國占64.8%，台灣0.1%；智慧型手機中國占70.5%，台灣是零；太陽能模組是88.2%比0.8%，稀土永久磁鐵是85.4%比0.2%。
在台灣近年大力推動「非紅供應鏈」的無人機上，2025年德國進口的無人機整機有83%來自中國，台灣原產的比重是零。台灣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的，主要是處理器（台灣28.6%，中國14.8%）和伺服器類的資料處理設備。
台灣能提供的「中國+1」，除了在外交上有助於增加我們的籌碼，對我方的製造業也是潛在的龐大市場：以前述兩個門檻估算，德國自中國進口的產品中，台灣已有競爭力、有機會補位的部分，大約在270億到480億美元之間。台商其實已經在移動：2025年台灣外銷訂單在中國加香港生產的比重降到26.2%，首度跌破三成；在德國的電腦與伺服器進口中，中國流失的份額，台灣原產只接走大約三分之一，其餘流向捷克、匈牙利、墨西哥、泰國和越南，這些地方也都有台灣代工廠的產線。
問題在於，這些產能在貿易統計上記在捷克和墨西哥名下，在外交上很難被計入台灣的籌碼；台德之間的「非紅供應鏈」合作如果只停留在無人機和半導體，能撐起的範圍其實相當有限。
經濟部、外交部和國科會不妨共同成立一個「非紅供應鏈-產學鏈平台」，著手研究如何與友盟國家進行產業對接。這個平台可以做三件事：盤點、產學鏈和對接。
盤點方面，以產品細項為單位，把德國與中東歐國家對中國的依賴，和台灣產業的實際產能逐項對照，找出台灣有機會補位、對方也有實際需求的品項。產學鏈方面，薩克森邦與聯邦政府目前每年資助至多100名德國學生赴台接受半導體訓練；這類人才管道應該從半導體延伸到電池材料、無人系統與資安驗證，讓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大學的學程和企業的海外據點彼此銜接。最後，對接與條件方面，由外交部和經濟部的駐外單位，在台資宣布投資之前，先把電網容量、許可時程、經濟特區條件，乃至歐盟法規中的第三國夥伴地位寫進文件。
ESMC讓台灣在德國有了一個實體的立足點，但這個立足點能不能延伸，取決於兩件事：在半導體之外，台灣是否能進一步切入歐洲的非紅供應鏈；以及如何進一步將產業方面的連結，轉化成政治與安全上的保障。
作者為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助理教授，台灣智庫DIMEs中心總合外交組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