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9 月 22 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聯合國大會講台上宣布了一個令人錯愕的決定：美國政府文件將不再使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改稱「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一週後，他簽署行政命令 14434 號，正式將這項語言變更納入行政部門規範。再過一週，他在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寫道，白宮將使用「AI」而非「SI」的人視為「敵人」。
這場語言重命名運動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討論。學界與事實查核機構指出，「超級智慧」在學術定義中指大幅超越人類智慧的系統，目前尚不存在。然而，這場爭議的焦點不該只停留在語詞準確性，更應深入檢視語言操作背後的治理意圖。當政府將政策能量投入於術語變更，同時與科技巨頭簽署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自願性協議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新型態的治理危機：語言政治與企業共謀的結合，正在系統性侵蝕民主問責機制。
語言作為治理的替代品
行政命令 14434 號《開啟超級智慧時代》（Inaugurating the Era of Super Intelligence）的文本揭示了一個關鍵事實：這項命令僅要求行政部門在「非法定文件」中使用新術語，現有法規、合約與授權文件維持不變。換言之，這項命令不產生任何實質法律效果，卻消耗了行政部門的溝通資源與公眾注意力。
語言政治的運作邏輯在於，它創造了一種「行動的錯覺」。當白宮發言人開始使用「SI」而非「AI」時，媒體與公眾的討論焦點從「政府是否建立了有效的 AI 監管框架」轉移至「這個新名稱是否恰當」。這種轉移並非偶然。在行政命令簽署的同一週，白宮並未提出任何新的立法建議或監管措施，僅要求總統科技助理在 60 天內提出「超級智慧」的立法定義建議。
此一治理策略的特徵在於，它以語言變更取代實質政策，以象徵性行動掩蓋政策空缺。當政府將「改名」包裝為前瞻性政策時，公眾對實質監管的期待被系統性降低。語言不再是指涉現實的工具，而成為治理本身的替代品。
自願性協議的權力轉移
與語言操作同步進行的，是另一項更值得關注的發展。2026 年 9 月 29 日，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AI、Nvidia 六家科技企業領導人簽署《白宮超級智慧協議》（White House Accord on Super Intelligence），承諾實施四層管控機制：內部控制、內部監督團隊、獨立外部稽核、董事會委員會。白宮將此協議描述為「道德約束」，明確承認其不具法律效力。
自願性協議的治理模式並非新事物。然而，此協議的特殊之處在於簽署時機與簽署者的選擇。協議簽署於行政命令同日，創造了一種「政府正在行動」的媒體敘事。六家簽署企業涵蓋了當前最先進的 frontier model 開發者與關鍵硬體供應商，它們的參與被呈現為「產業自律」的典範。
這種敘事掩蓋一個關鍵問題：當監管權力從公共領域轉移至企業手中時，民主問責機制如何運作？協議中的「獨立外部稽核」由誰選任？「董事會委員會」對誰負責？當企業違反協議承諾時，有何後果？白宮事實清單未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協議本身未設定任何問責機制。
自願性協議的真正功能不在於建立有效監管，而在於阻卻更具約束力的立法介入。當企業可以宣稱「我們已簽署白宮協議」時，立法者推動強制性監管的正當性被削弱。這種策略的成功，取決於公眾對「自律」與「監管」界線的模糊認知。
語言與資本的合流
語言操作與企業共謀並非兩個獨立現象，它們相互強化，形成一種新型態的治理結構。行政命令創造的「SI」術語，為科技企業提供了一種話語框架：當政府將 AI 重命名為「超級智慧」時，企業可以順勢宣稱自己的技術已進入「超級智慧時代」，從而合理化更高的市場估值與更低的監管壓力。
在行政命令簽署後一週，馬斯克（Elon Musk）宣布將 SpaceX 的 AI 部門從「SpaceXAI」改名為「SpaceXSI」。這項宣布的時機並非巧合，它將企業品牌與政府的語言政治綁定，創造了一種「我們與政府同行」的敘事。然而，馬斯克同時也是 xAI 的簽署者，該企業在白宮協議中承諾實施四層管控。語言忠誠與企業自律在此合流，形成一種雙重表演：對政府的語言服從，與對公眾的自律承諾。
這種合流的深層效果等於是重新定義了「治理」的含義。治理不再意味著政府對企業的強制性規範，而成為政府與企業共同參與的話語與符號生產。當白宮將使用「AI」的人稱為「敵人」時，它不是在執行法律，而是在劃定忠誠界線。企業與個人對語言的使用，成為對政府立場的公開表態。
對台灣的啟示
從川普政府的 SI 改名事件到近期的白宮協議，凸顯了一個深層問題：在科技治理領域，語言與資本的合流正在重塑民主問責的邊界。當政府以語言操作取代實質政策，當企業以自願承諾阻卻強制監管，公眾利益成為最大的犧牲品。
美國的 SI 事件提供重要警示：語言政治與企業共謀的結合，可能使治理框架淪為象徵性裝飾。
台灣應積極參與國際 AI 治理討論，而在制定 AI 治理政策時，應避免跟隨美國的語言遊戲，轉而聚焦於實質問責機制的建立。這包括明確的監管權責劃分、強制性的安全評估要求，以及對違規行為的有效處罰。自願性協議可以作為補充，但不應取代強制性規範。
更重要的是，台灣應保持對語言操作的警覺。當政府或企業使用新術語包裝舊政策時，公眾與立法者應追問：這項變更是否產生實質法律效果？問責機制是否得到強化？還是僅止於話術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