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只有女人的家》講述處於中國邊疆地帶的女性日常，女性處於家族、文化、體制的邊緣，受到的長期壓力。蘇是以自身經歷出發，由「女兒」、「姊妹」、「孫女」等視角，記錄著雲南的農家女性在中國家庭與社會被忽視的處境。
這本書是作者蘇是，中國雲南人，記錄她在疫情陰影下，回望並書寫自己雲南邊疆家族中女性命運的散文集碎片。目前移居東京工作與生活，並持續在意日常鮮少被講述的女性生活經驗。
透過細緻的觀察與筆觸，蘇是描寫了母親在四十五歲時勇敢開創個人事業並為自己命名的心路歷程。書中也追憶了一位採菌時相遇、命運坎坷且遭受買賣婚姻壓迫的無名女子。此外，她回顧了外婆充滿苦難與恐懼的一生，表妹早婚早育後卻決定離婚、外出打工的選擇，以及二姨為了逃離繁重勞務而選擇私奔的克難過往。這些故事展現了基層女性在嚴酷環境中堅韌的生命力與無聲的苦難。
全書將從個人視角，從向家庭延展至社會結構，與時代下活著的女性——那些在歲月裡無聲的女性，最終以柔韌之姿，為自己尋找一個能安放身心之處。
「家」是一種意象？
Ｑ：本書以《一個只有女人的家》為名，您如何定義這個「家」？它是一個空間，一種血緣，還是一種女性的集體困境與聯盟？
其實是很早以前和一個朋友聊起我的「家」，她概括為「這是一個只有女人的家」，對我來說衝擊很大，我被這個片語吸引住了，我從沒想過我的家可以被這樣描述。於是當我的故事是從這個家中開啟的時候，我將其命名為「一個只有女人的家」。
問題裡關於「空間」、「血緣」、「女性的集體困境與聯盟」的描述，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解釋，我很高興人們這樣去想。
Ｑ：您提到希望成為「家族女性的幽靈」，在那些做出不同選擇的女性身邊給予支持，這個願望背後，是怎樣的心境？包含著您對傳統家族女性命運的一種「反叛」和「救贖」嗎？
我覺得這不能叫「救贖」，那是宗教裡神才能做到的事，也不算「反叛」，因為它甚至維護和修補舊的家庭結構。只是我想像中「家」的構成，家人之間相互支持。
Ｑ：您在經歷與母親的激烈爭吵後，發現自己對抗的其實是「世界本身」。您認為在您成長的過程中，哪些「神話」或「教條」對您的個人選擇與自由造成了最大的裹縛？
直到現在，我認為我已經證明了自己作為個體的獨立性，或者並不需要證明這一點。但我母親還是覺得，我應該有一個「和男人組成的家」，家裡要有孩子。
Ｑ：除了家族女性，書中寫入諸多有許多女性形象，如：與世隔絕，侍弄花草的鄰居寡婦，還有如西爾維亞．普拉斯筆下「我像貓一樣有九條性命」的柔韌女性。可否與我們分享您對於女性獨立與生活的看法？
「獨立」是一個很現代的詞，我覺得我們講「獨立女性」的時候，是和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性所賦予人的一切相關聯的。
然而我在寫這個人的時候，想起的是古典的、古老的一切，甚至是古詩裡的「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我像貓一樣有九條性命」這是我從少女時代起（包括現在），對那些堅韌的女性的想像與崇拜，她們很靈巧地行走在人世間，就像貓有九條性命。
但我說的不是具體的女人，我覺得神化一個普通人很可怕，而我選擇保留這種讓我感到震顫的精神，那麼它就附身在九命貓身上。現實中我們都知道，九命貓是不存在的。
時代與社會觀察
Ｑ：本書中，您不只是提及家人間情感交織與衝突，也記錄在中國政策下，個人與家庭經濟的變化。就如同書中提及的，中國清零政策結束後，經濟下行導致您的母親從業上的改變。您如何透過母親「失蹤的時間」，觀察宏觀經濟對個人家庭的具體衝擊？
今天是二○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距離我母親開始她的生意、以及失去她的生意，已經過去了兩年又兩年，而我離開中國亦有兩年之久了。
最近在SNS看到有人評論法國的經濟衰退，其實也並不難想像，我出國後得以觀看全世界，發現新冠大流行對全球的摧毀都是相通的。
但是我瞭解的那個中國，條件還是更為嚴苛一些，畢竟我離開中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失業了。
不僅僅是我母親，我身邊所有人都是中國經濟的代價。
Ｑ：除了，疫情期間的政策性所導致的經濟影響，您也非常關心農民工的討薪的困境，您認為在中國社會話語權中，農民和農民的兒女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語」的？您希望透過文字為他們發出怎樣的聲音？
農民就從來沒有過自己的聲音。
當我說自己是農民的女兒，這是一個既定事實，也是為了和他們站在一起、但同時與他們區分開，因為我的聲音只能是我的聲音，我無法代表任何人，這種發聲仍然是錯位的，是另一種奪取。
而且也意味著好像所有人都默認，農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只能等著誰來替他們發聲或主持公道。
Ｑ：您書中提到的經濟困局，另外一例是貸款，您寫到表哥的離婚導火索是「網貸」；「貸款」為什麼會成為年輕一代在經濟和家庭，所面臨的新的風險？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圖書促銷，出版社聯合KOL打廣告，推出的方案是讓讀者「貸款買書」。
這是一個非常震撼的、反常識的事，但所有人在一開始都接受了，甚至可能還覺得這個創意特別好，因為當時各種各樣的貸款專案已經在中國流行起來，人們甚至意識不到自己是在使用貸款、意識不到自己即將還不上了。
這個「貸款購書」的行銷方案也反映出中國社會的貸款現象已經很普遍，無孔不入，貸款幾乎出現在任何消費場景中，而不是藏在什麼幽深的小巷中等著人去發掘。
個人成長與身份認同
Ｑ：您從農村到縣城，再到廣東打工，最終到東京，地理上的遷徙如何不斷重塑您對「家」和「故鄉」的定義？
其實我已經分不清了，中國的戶籍制度改變了一切，摧毀了整個「故鄉」的概念。「籍貫」、小時候居住和長大的地方，覆蓋了童年和青春時代的遷徙，我搬過很多很多次家，心理學研究上說經歷過頻繁搬家的孩子更容易患抑鬱症，我的「故鄉」只能寫作一行病例。
Ｑ：從「農民的女兒」到「遊蕩在中國地圖上的農民的兒女」，然後移居海外，在不同階段發生了怎樣認同的變化？
小時候我跟我媽媽坐在別人的田地裡勞作的時候，看著腳下的土地，不遠處的大河與群山，我多少次幻想要離開這個地方，要去城市，所以我拼命念書，因為這件事最接近我的城市想像。
後來我果然通過念書去了更遠的地方，但這種渴望已經沒有了，雖然實現了城市的夢想，但我也沒有「大仇得報」的快感，只是眼看著自己和其他人一樣被其他的東西所吞噬——小時候我覺得大山會吞噬我，腳下的土地與河流會吞噬我，所以我拼命逃，我為了不被吞噬而逃離土地，但是又被其他事物所席捲。
Ｑ：相信您有扎根的力量，不只是逃。就像您所願成為家族的幽靈，您說：「我只敢悄悄地向自己說，並且有意將這種感情存續下去，等其他的女兒長大，等她們需要我。」，這是很不一般的志業與情懷，可以與我們分享其中的原因嗎？
我很清晰地記得，我在寫這段的時候想起了小時候學英文「家族樹」（Family Tree）這個概念，我覺得它是女性在其中聯結而構成的植株，外婆生下媽媽，媽媽生下我，我生下女兒，女兒再誕下她的種子，當然有可能種子就在某一處停止散播，它只是探出獨立飽滿的枝條，得以觀看這個世界，同時它一定會注視它的來處，注視正在發生的命運，那些嘰嘰喳喳的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