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澤東被派回湖南指導農民運動。當時的長沙，與毛離開時已全然不同。有人描述道：一個月前的十一月七日，長沙舉行了紀念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活動，人們上街遊行，聲討罪惡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整座城市「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紅色狂歡中」。在民政當局的組織下，包括銀匠、木匠和郵差在內，各行各業都建立了工會，甚至還有農民參加遊行。在農村，農民被組織起來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窮人開始搶劫有錢人的財產，無政府狀態一度盛行。一份給莫斯科的報告稱，農民協會任意槍殺「土豪劣紳」，迫使富裕家庭逃亡，無人上繳土地稅，糧食交易無以為繼，各地價格波動很大，以致影響到匯率。此外，由於雇員要求增加工資，許多店主乾脆關門歇業。
產生暴力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地主太少，土地不夠分。「地主」這個概念最早源自俄國，十九世紀末經日本傳入中國。在沙俄時代，世襲的貴族住在龐大的莊園裡，與剛從農奴制中解放出來的貧困農民比鄰而居。擁有封地的男爵和大地主，可以憑藉皇家特許統治大量赤貧的農民。可是，中國不僅沒有貴族和大地主，甚至沒有任何類似於農奴制的制度。正如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現代農民》雜誌的創辦人董時進所說，中國不存在「地主階級」。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土地一直通過複雜的契約進行買賣，而且這些契約受到地方官府的認可，有些甚至細化到區分表土和底土的所有權。土地租賃也需簽署契約，但絕大部分土地分散在個人手中，每家擁有的面積都不大。此外，寺廟、學校，以及在南方很興盛的宗族等團體，也可通過信託持有土地。
至於農民的生活，地域差異很大。在北方的平原地帶，村落密集，農民以小麥為主食，許多家庭擁有小塊土地。在西部，尤其是絲綢之路沿線的黃土高原上，數千萬人居住在窯洞裡，地裡稀稀疏疏地種著馬鈴薯、玉米和小米。長江流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那裡河網密布，土地肥沃，一年可產幾季水稻。在華南地區，土地多由勢力強大的宗族控制，村裡的祠堂、學校、穀倉和廟宇等也歸宗族所有。貧富和權力的巨大差異無處不在，窮人總是靠出賣勞動力為生，並可能遭受雇主的虐待。在最貧窮落後的地方，農民們生活在恐懼和暴力之中，彼此之間的恩怨世代相傳。
中國農村最大的矛盾不在「農民」和「地主」之間，而在本地人和外來者之間。對農民來說，最好的外來者是以相對公平的方式徵收賦稅的官員，最可怕的是那些橫徵暴斂的軍閥。總之，無論各地的具體情況如何，有一個不變的事實是：經過幾個世紀的自由買賣，農村的土地所有權很分散，加上人口稠密，根本沒有足夠的土地可以沒收和分配給所有人，如果硬要這樣做，只會對經濟造成巨大破壞。這個問題極為複雜，不可能一夜之間解決，革命也沒用。可是，農村裡有許多一無所有的赤貧者，他們成天四處流浪，有時靠乞討為生，有時則加入土匪，為了一口飯吃，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他們總幻想哪天能翻身過上好日子，哪怕只有一天也行。
然而，莫斯科只從僵化的階級鬥爭出發，無法認清中國農村的真實問題，但它也不得不承認，組織工人罷工可能會「把資產階級、商人和鄉紳推向帝國主義的懷抱」。以史達林為首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共產國際給中國的農民運動降溫，因為如果農村發生內戰，只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不利於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鬥爭。
因此，毛澤東奉命前往湖南，約束當地的農民運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長沙的一個歡迎會上，他與農民國際的一名蘇聯代表同臺，向三百多名熱情的聽眾發表演講。在冗長而乏味的講話中，毛勸告大家溫和一些，因為推翻地主的時機尚未成熟，現階段必須對地主做一些讓步。他主張要求地主減少地租，同時增加雇工的報酬。
在此期間，毛澤東花了一個月前往農村考察，為撰寫報告收集材料。這次考察讓他的想法發生了改變。他發現，掌握農民協會權力是一幫原先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因此有人把農民運動稱為「痞子運動」。但毛認為這是一場「空前的農村大革命」，那些原本被「打在泥溝裡」、「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的人，如今掌握了權力，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他們衝進反對農民運動的人家中，「殺豬出穀」，「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的人，如今「站在一切人之上」。毛很認可農會提出的口號：「有土必豪，無紳不劣」，支援農會為打擊有錢有勢的人，可以「為所欲為」，在農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並主張「每縣至少要把一個二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毛澤東對暴力如此著迷，以至於感到「從來未有的痛快」。
在這份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二月的報告中，毛預言：「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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