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從來不該被當作一句遙遠的政治口號。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是一面擺在臺灣人眼前、不能視而不見的歷史之鏡。
2026年11月5日，香港高等法院依《香港國安法》，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判處剛滿30歲的黃之鋒10年監禁。他原本因民主派初選「47人案」預計於2027年1月重獲自由，卻在刑滿前夕，再因另一國安案件遭到重判。除了其中2個多月與原有刑期同期執行，其餘刑期將使他預計直到2036年、年屆40歲時才有機會重獲自由。
從2020年底遭到關押至今，黃之鋒已經在鐵窗後度過將近六年。他原本期望三十而立之年重新出發、陪伴父母，如今卻必須面對另一個漫長的十年。
更令人心痛的是，英國《衛報》在11月6日披露黃之鋒的獄中書信。他最憂心的事情之一，竟然是世界會不會逐漸遺忘香港，以及那些為信念付出代價的普通人。
當一個身陷囹圄的青年，還在擔心世界遺忘香港時，享有民主自由的臺灣人，難道不應該問問自己：我們是否也正在遺忘香港？
這項判決對臺灣而言，不只是一則國際新聞，更是一記沉重的警鐘。以下四個問題，值得每一位關心臺灣前途的人認真思考。
一、一國兩制的照妖鏡：一齣演給臺灣人看的現世戲
黃之鋒案不只是香港內部的法律事件，更是檢視「一國兩制」承諾與實踐落差的重要案例。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北京承諾香港維持高度自治，保有原有的法律制度與基本自由。然而，從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送中運動，到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香港的政治環境經歷了巨大變化。
黃之鋒從爭取教育自主的中學生，到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參與者，如今成為長期服刑的囚犯，他的人生幾乎就是香港政治變遷的一部縮影。
香港法院認定他與他人串謀請求外國制裁中國及香港，構成嚴重國安犯罪；港府堅持判決依法作成。然而，國際人權團體與多國政府對案件的政治性質、刑罰比例及香港公民自由的處境提出嚴重質疑。
法律可以規定什麼是犯罪，但一個社會如何界定國家安全、如何保障政治異議，以及能否容許人民批評政府，同樣是衡量法治的重要問題。
臺灣人不能忘記，北京曾經提出以「一國兩制」作為處理兩岸政治問題的方案。
香港的經驗告訴我們，討論政治制度，不能只聽承諾，更必須檢驗權力如何受到約束，人民的自由能否獲得真正保障。
如果臺灣人對香港的制度變化無動於衷，又如何能夠認真思考自己未來的政治命運？
二、從反國教到杜威哲學：什麼才是真正的民主教育？
黃之鋒最值得臺灣教育界重視的，不只是他的政治抗爭，而是他走上公共舞臺的起點，竟然是教育。
2011年，年僅14歲的黃之鋒與同學共同創立「學民思潮」，反對香港政府推動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2012年，15歲的他參與領導大規模反國教運動，質疑課程可能淪為政治灌輸工具，最終促使港府擱置相關課程指引。
令人震驚的是，2026年11月5日，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評論黃之鋒判刑時，竟然特別追溯他當年阻撓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的行動，並加以批評。
雖然當年的反國教運動並非此次判刑的罪名，但這項官方表態，卻讓人看見教育理念與政治權力之間深刻的矛盾。
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教育？
美國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民主與教育》及《學校與社會》中強調，教育與社會生活密不可分。民主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要培養學生運用經驗、獨立判斷、合作探究及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
教育不是把孩子塑造成服從權威的工具，而是協助他們成為能夠獨立思考、勇於承擔公共責任的公民。
黃之鋒當年的反國教運動，正可以從杜威教育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學生不是被動接受政治觀念的容器，而是有能力對教育內容提出質疑、參與公共討論的社會成員。
臺灣也曾經歷威權時代的思想教育。今天我們逐漸建立民主教育體制，更應珍惜學生批判思考與自由表達的權利。
當一個社會連學生質疑政府教育政策的歷史，都成為官方長期批評的對象時，臺灣人難道不應該有所警惕？
三、戒嚴時期的歷史迴力鏢：今天你不發聲，明天誰來關心你？
臺灣人享有今天的民主自由，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在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以及白色恐怖的歲月中，許多臺灣人因政治思想、言論或組織活動遭到逮捕、監禁，甚至失去生命。
而在臺灣民主最黑暗的年代，曾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權工作者、國際組織及海外臺灣人，為臺灣政治犯奔走呼籲。
1964年，彭明敏因參與起草《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到逮捕，國際特赦組織瑞典分會隨後展開救援，致函蔣介石及警備總部。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海外臺灣人組織與國際人權團體也持續進行跨國聲援。
國際關注並非臺灣民主化的唯一原因，但這些努力確實為政治受難者爭取了重要的支持，也讓威權統治下的人權問題受到世界注目。
我們今天能夠自由地批評總統、批評政府、選舉領導人，甚至要求執政者下臺，除了臺灣民主前輩的犧牲，也不能忘記那些曾經為臺灣人權發聲的國際友人。
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一個迴力鏢。
當年我們渴望國際社會關心臺灣政治犯；今天香港民主人士身陷囹圄，臺灣卻可能因為習以為常，而逐漸失去關心。
我們怎能忘記自己曾經走過的道路？
一個忘記自己受難歷史的社會，也可能逐漸失去理解別人苦難的能力。
黃之鋒的遭遇，不應只喚起臺灣人對香港的同情，更應喚醒我們對自身民主歷史的記憶。
四、救他就是救自己：總統應親自發聲，臺灣政府更要有實際行動
2026年11月5日黃之鋒遭到重判後，臺灣總統府與陸委會已經公開表達強烈譴責，呼籲停止政治打壓、釋放遭不當拘押的民主人士。
這些表態值得重視，但還有一個問題不能迴避：為什麼這樣一件攸關人權與自由、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事件，不能由總統本人親自向國人與國際社會公開談話？
賴清德總統經常親自出席各項活動，肯定臺灣在體育、觀光、產業及文化上的成就。2026年11月6日，他還親自頒發就業金卡給棒球選手史都華．費爾柴德，肯定其傑出表現。這些值得慶祝的事情，當然可以獲得總統的重視。
然而，當一位年僅30歲、從少年時代就參與公共事務的香港青年，再度被判處十年監禁，這難道不是同樣值得國家元首親自關注的重大事件？
總統府發言人可以代表政府說明立場，但總統本人公開發言，具有不同的政治象徵與國際意義。臺灣的總統不只代表國家行政權力，也代表臺灣民主制度的價值與歷史經驗。
總統可以透過正式談話、公開影音或中英文聲明，親自表達對黃之鋒處境的關切，呼籲保障他的基本權利，並要求北京及港府重新檢視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處遇。
除此之外，臺灣政府還有幾件可以具體推動的事情。
首先，外交部可以主動與美國、英國、日本及歐洲理念相近國家交換意見。2026年11月6日，已有十國政府就黃之鋒案發表聯合聲明。臺灣可以透過駐外館處及既有外交管道，支持國際社會持續關注此案，協調人權資訊與法律文件的蒐集，並在適當場合共同要求保障政治犯的基本權利。
其次，立法院可以推動跨黨派的人權聲援決議，要求相關部會定期報告香港政治受難者的處境。臺灣立法委員已經參與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可以利用現有的國際國會交流管道，與其他國家議員共同關注黃之鋒以及其他香港政治犯的案件。
第三，行政院與陸委會應進一步檢討《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8條的落實情形。該條已明定，對於因政治因素而使安全及自由受到緊急危害的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援助。臺灣也已建立香港人道援助相關機制，但仍值得進一步檢討援助申請、法律諮詢、居留安置、就學就業與長期生活保障是否足夠明確、有效。
黃之鋒目前身陷香港監獄，這項條文不能直接讓他獲釋。然而，完善制度能使其他面臨政治危險的港人，在需要協助時有更清楚、可靠的求助管道。
第四，臺灣政府可以與國際人權組織及法律專業團體合作，在尊重當事人及家屬意願、注意安全風險的前提下，支持案件紀錄、法律研究、必要的家屬關懷與國際人權倡議，並建立長期追蹤機制，而不是每次判刑後發出一篇聲明就結束。
第五，教育部、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大學研究機構，也可以透過歷史研究、公開講座及人權教育，讓臺灣學生認識香港近十多年的政治變遷，並比較臺灣威權統治、轉型正義與民主化的歷史經驗。這些活動應鼓勵自由討論與批判思考，而非要求學生接受單一政治立場。
一個已經完成民主化的社會，不應只會紀念自己過去的政治受難者，也應具備持續關懷其他地方政治受難者的制度能力。
上述措施未必能立即使黃之鋒獲釋，但持續的國際關注、法律援助及外交溝通，至少能使他的處境不致被遺忘。
我們當然不能期待臺灣單憑一紙聲明，就能改變香港的司法判決。然而，這也不能成為我們放棄努力的理由。
總統府的譴責不應是終點，臺灣社會的關懷也不應只有三分鐘的新聞熱度。
臺灣不是沒有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地方。我們知道政治犯的痛苦，也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救援黃之鋒，不只是為了一個人，而是在維護一項重要的原則：國家安全不能成為無限擴張權力的理由，政治異議者也應享有符合人權標準的法律保障。
維護這項原則，同樣是守護臺灣自己的民主制度。
結語：臺灣人，請不要等到失去自由，才想起自由的可貴！
黃之鋒在獄中最擔心的，是世界終有一天會忘記香港。
我們不妨試著想像：一名30歲的青年，原本期待幾個月後就能回到父母身邊，卻突然得知自己可能還要再等待將近十年。
當他40歲走出監獄時，父母還在嗎？昔日的朋友還在嗎？他熟悉的香港，是否依然存在？
這些問題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他回答。
但至少，今天生活在自由臺灣的我們，可以選擇不要遺忘。
如果我們對別人的自由毫不關心，總有一天，我們也可能對自己的自由失去警覺。
香港的故事，不只是香港人的故事。它讓我們重新思考：民主從來不是一張選票、一場選舉，或一句漂亮的政治宣言，而是每一個人都願意尊重、維護，並且在必要時挺身捍衛的生活方式。
當年臺灣政治犯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世界上曾有人沒有忘記我們。
今天，輪到我們思考，如何不讓黃之鋒與其他香港政治受難者被世界遺忘。
唇亡齒寒，從來不是一句古老的成語，而是歷史一次又一次留給我們的警告。
臺灣人，擦亮雙眼吧！不要等到自由失去的那一天，才從沉睡中驚醒。
作者: 吳英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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