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輝達(Nvidia)董事會宣布黃仁勳辭去執行長與董事職務,距離《紐約時報》10月29日報導他與一名疑似中國情報人員的女性往來,只有兩個星期。這兩週台灣社會的反應,以錯愕和同情居多。財經專家許美華在社群平台上感嘆,台灣失去了一個「非常鐵桿的夥伴」,並說黃仁勳如果想念台灣的夜市,「歡迎你隨時回來」,貼文有近萬人按讚;淡江大學學者洪耀南建議總統「雪中送炭」,邀請黃仁勳擔任總統府資政兼無任所大使;自稱由輝達員工與股東發起、要求讓他回任的「Stand with Jensen」連署,在矽谷的台灣人之間廣為轉發,簽名已超過2萬筆;李國鼎基金會董事長王伯元則擔心,台灣廠商與輝達的關係得「打掉重練」。
台灣社會之所以對黃仁勳的被迫辭職產生如此強烈的情緒,是因為黃仁勳這幾年在美台科技關係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是,這個管道現在斷了。
黃仁勳讓「矽盾」在台灣人心中變得有感
原本在國際關係學界使用的「矽盾」這個概念,是黃仁勳讓它在台灣人心中變得有感。台灣人非常清楚,台積電、鴻海、廣達、緯創這一整串供應鏈,是在他一次次來台、熱心組織之下,才順利接上全球的 AI 需求,台股因此大漲,輝達每年在台灣的投資,依黃仁勳自己在今年5月的說法,將達到1,500億美元左右。他經常在台灣、日本、韓國之間穿梭,同時又能直接與川普溝通,其實在下意識裡增強了台灣人對「矽盾」這個概念的認同。
這種認同感在政治上的效果相當明顯。川普政府這兩年以關稅和補貼為工具,單邊且強力地要求台積電將先進製程移往美國,照理說台灣社會的反彈應該不小,「疑美論」也有機會藉此擴大;但實際上反彈相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黃仁勳的存在和努力,讓台灣人相信並感覺自己仍然位在美國科技體系的核心。
與此相對,華府對於半導體「依賴台灣」這件事,其實一直相當不安,而且這是跨越拜登與川普兩任政府的共同看法。拜登政府的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就把對台灣晶片的依賴,列為美國最大的弱點之一,據蘇利文事後回憶:美國對台灣晶片的依賴程度「太瘋狂了,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川普在2025年2月公開表示,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生意,他要把它拿回來;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同年9月指出,99%的高效能晶片在台灣生產,是世界經濟「最大的單點故障」,並主張把相當比例的產能(約30%至50%)移往美國或盟友。今年1月他在達沃斯又說,台灣一旦遭到封鎖,將會是一場「經濟末日」;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則在2025年9月下旬提出美台晶片產能「五五分」的主張,理由是台灣離美國太遠、離中國太近。
這些說法在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其實已經反映在民調上。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2025年10月的一篇分析就指出,「矽盾」真正受到的威脅在於心理層面。民本基金會2025年2月的調查顯示,84%的台灣民眾認為半導體產業有助於保護台灣,63%相信西方國家會因為「矽盾」而在台灣遭受攻擊時出手協助;但中央研究院「美國肖像」調查同時顯示,不同意「美國是講信用的國家」的台灣民眾,已經從2024年的50%上升到2025年的59.6%,今年1月的最新一波調查仍有57.4%。所以,華府等於是一面說美國太依賴台灣,一面拉下了讓這種依賴在台灣社會站得住腳的人;少了黃仁勳,「把產能移往美國」這句話,在台灣聽起來就更像是單方面的要求。
間諜指控至今沒有定論,獨家消息卻一則接一則
黃仁勳承認婚外情,《紐約時報》11月11日又報導他與一名直屬女主管的關係,單就公司治理而言,董事會確實有處理他的理由。但真正讓他失去職位的,是與「中國間諜」有關的指控,而這項指控至今沒有定論。黃仁勳下台當天,美國司法部長布蘭奇(Todd Blanche)表示司法部尚未認定該名女性為間諜,聯邦調查局仍在調查;新加坡內政部表示其調查不涉及間諜行為;輝達董事會11月8日還公開表示對黃仁勳有信心,並稱「沒有理由相信」國家安全或公司機密受到損害,4天後他卻已經離開,獨立調查的結果也沒有公布。
而諷刺的是,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美國情報單位早在2025年秋天就向川普簡報過此事,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今年5月又在空軍一號上提醒了一次,川普仍然帶著黃仁勳訪問中國;這件事擱置一年無人處理,卻從10月底開始,由《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接連以獨家形式披露,消息來源都是匿名的知情人士。
作為同樣是選舉經驗豐富的民主國家,台灣人對於這種以匿名消息連續放話的政治操作並不陌生;有心人士在做什麼,台灣社會其實看得很清楚。雖然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消息是誰放的,但黃仁勳長期主張放寬對中國的晶片出口,是對中鷹派最大的阻力,被披露的內容又直指川普「知情卻不處理」,這場風波很明顯,就是美國內部對中政策之爭的延伸。
美國內部的政治鬥爭外溢到外交與安全層面,從台灣這個美國「重要戰略資產」的角度來看,是一種令人感到不安的操作。再加上黃仁勳出生於台灣,又是華裔,在間諜指控至今沒有定論的情況下被迫辭職,很容易讓台灣社會聯想到美國對華人的猜忌,也正好成為北京餵養「疑美論」的養分。於是就有了這幾天在台灣流傳甚廣的「美國主流社會在打壓華人」的理論。
美國在這方面是有前車之鑑的。1950年,加州理工學院的錢學森被懷疑是共產黨員,安全許可遭到吊銷,其後被軟禁5年,1955年在美中換俘的安排下返回中國,成為中國飛彈與太空計畫的奠基者;曾任美國海軍部長的金貝爾(Dan Kimball)事後形容,這是美國做過「最愚蠢的事」。黃仁勳的處境當然不同,但只憑懷疑就處置頂尖的華裔人才,美國自己同樣要付出代價。
這也牽涉到美國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形象。黃仁勳出生於台南,9歲赴美,從在餐廳打工到創辦輝達,本身就是「美國夢」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他以這樣的方式下台,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美國這幾年的轉變。近年來在川普政府排除移民的政策之下,「美國夢」的光環正在逐漸喪失當中。2025年9月,喬治亞州現代汽車(Hyundai)與 LG 合資電池廠的移民搜捕行動,一次拘留了475人,其中300多人是韓國籍的技術人員;同月公布的 H-1B 簽證新制,則對每件新申請案加收10萬美元。對於被要求把先進製程連同工程師一起送到美國的台灣而言,這些做法難免讓企業和工程師擔心,自己到了美國之後,將來會不會也落得用完即丟的下場?
國會即將收緊晶片出口管制,執行成本會落在台灣廠商身上
黃仁勳下台之後,華府收緊對中晶片出口的阻力大為減少。參議院版的2027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NDAA)》修正案,擬禁止最高階的晶片輸往中國等受關切國家。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今年3月通過的晶片安全法案(Chip Security Act),則要求受管制的晶片必須具備查核去向的機制;國會也已要求黃仁勳與盧特尼克在12月出席作證。
台灣並不反對防堵先進晶片流入中國,但 AI 伺服器多半由台灣廠商組裝、出貨,台灣半導體與伺服器產業這幾年的成長,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著輝達的擴張而來。雖然台灣廠商公開表示短期內影響有限,但缺乏了黃仁勳,台灣半導體的成長動能一定會受到影響:一位台灣供應商主管就表示,新任執行長未必會像黃仁勳那樣積極,廠商自己的擴產腳步也可能跟著放慢,少了黃仁勳,大規模的生態系投資很可能趨緩。如果新的查核與許可規定又在這個時候上路,執行成本與法律風險同樣會落在台灣供應鏈身上,對台灣廠商而言等於是雙重的壓力。這樣的壓力能否減輕,取決於新規則如何設計。
還好,目前台美之間其實已經有現成的管道。在今年1月的第六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中,雙方才簽署了「矽盛世宣言(Pax Silica Declaration)及台美經濟安全合作聯合聲明」,內容正是 AI 與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合作。華府在新規則定案之前,如果能先透過這個管道與台灣方面充分討論,相信規則會更貼近供應鏈實際的運作,日後執行起來也會順利得多。
同樣需要說明的,還有美國未來對盟友進行蒐集商業情報的態度。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柯恩(David S. Cohen)10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投書,主張美國應正式解除2014年以來不為企業蒐集外國商業機密的禁令;雖然他列出的對象只有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但全球最有價值的半導體技術卻在台灣,台積電又已經允諾未來在美國加強投資,在技術與人員往來日益密切的情況下,台灣廠商難免會有疑慮。華府如果能明確表示盟友的企業不在此列,會有助於安定人心。
華府應該順勢強化與台灣協調半導體供應鏈的官方管道
輝達的新任執行長是誰、對台灣是否熟悉,台灣無從置喙,也使不上力。但這次的人事變動,卻反映出美國強化與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多重溝通對話管道的重要性。以前面提到的「矽盛世」(Pax Silica)為例,在這個由美國國務院主導的 AI 與半導體供應鏈安全倡議當中,台灣身為全球先進晶片最主要的生產地,雖然受邀出席了峰會,卻不在簽署方之列。台灣在「矽盛世」機制當中的地位應該有所提升;同時,EPPD 的層級與議題,包括投資、人才與技術保護,同樣有提高和擴大的空間。反情報的合作也應該放進這些管道。中國情報單位鎖定 AI 供應鏈已是不爭的事實,台美之間應該建立更制度化的情報合作,以及一體適用於企業高層的申報規則。
台灣對美國的信心,這兩年在安全承諾方面已經明顯下滑。川普貿然攻擊伊朗,暴露出美國武器補充緩慢的弱點,台灣官員已向《華盛頓郵報》證實愛國者飛彈的交付將大幅延後,日本採購的400枚戰斧飛彈最多可能延遲2年,台灣已獲批准而尚未交付的軍購則約有300億美元。在「矽盾」的說服力受到影響的時候,軍售的交付更不宜再拖延,也不適合被當成與北京談判的籌碼。
美國政府如果要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強對 AI 產業的控制,大可大方說明、公開立法,台灣不但可以理解,也願意配合。但以發動主流媒體進行一連串抹黑戰術的方式拉下黃仁勳,做法吃相難看,傷害的是美國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形象。黃仁勳過去替美國做了許多原本該由政府來做的事,讓台灣人相信自己在美國的科技版圖中占有一席之地;到了「後黃仁勳」時代,這份信任,也許得靠華府與台北雙方來更努力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