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提到我的作品時，都會說裡頭有好多、好多『愛』，可是如果你讓我自己來講，我不會這樣說。我其實是在試圖理解我生命裡頭很重要的人而已，你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我對你也是重要的，可是那不代表我們就得用各自期待的方式來對待彼此，我覺得我只是看懂了這件事情。」
2016年，導演黃惠偵用鏡頭紀錄與母親的互動，拍成了86分鐘的《日常對話》；2017年2月，這部電影摘下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獎，是台灣首部獲得這個獎項的電影；緊接著9月底，《日常對話》確定將成為首部代表台灣競逐第90屆奧斯卡外語片獎的紀錄片。
從小不斷被貼上負面標籤
這部看似光環連連的電影，說得卻是一個在世人眼中極其「不正常」的故事。今年39歲的黃惠偵，從6歲開始跟著媽媽跳陣頭賺錢，10歲那年因媽媽不堪丈夫家暴，帶著她和8歲的妹妹逃家而從此失學，在這之間，她多次遭到父親性侵，11歲的某天，她不經意聽到兩個阿伯聊天，談論著她的媽媽「是同性戀、是變態」。
家暴、性侵、變態......，幾乎所有最負面的標籤，都和黃惠偵的童年連結在一起，她曾說，這個社會一度讓她以為，她必須要跟著仇恨、歧視母親才能成為一個「正常」人。
因為在最渴望母愛的時期，母親處理的似乎只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女兒的需要。黃惠偵說，小時候看著喜歡做男性打扮的媽媽，帶回不同的女朋友，對交往中的女性獻殷勤、送昂貴的金飾，她卻得在媽媽和阿姨們躺在床上吃水果時，於旁邊幫媽媽剪腳指甲。
透過社運發現自己很「正常」
而媽媽對於爸爸性侵她一事不聞不問，更是黃惠偵心裡頭很大的一個結。因此，在紀錄片中，她透過鏡頭，一直在找尋一個答案：「母親究竟愛不愛我？」
隨著電影殺青、上映，再到書籍出版。黃惠偵說，她終於「看懂」了一件事－－看懂了原本就存在那裡的「愛」。像是媽媽會一直買一大堆很難吃的食物回家，冰在冰箱裡面，冰到最後過期，縱使跟別人的媽媽不一樣，但這就是媽媽表現愛的方式，「我發現愛不愛，答案已經不再重要了。」
有人問說為什麼她能這麼快放下？其實這也得歸功於她長期的社運經驗，從移工、性別、原住民到土地正義，都是黃惠偵所關注的議題，在拍片之前，她的正職是社運工作者。因為這個緣故，她接觸到許多生命經驗非常不同的人，也才知道原來她的經歷並沒有特別不同，都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她開始理解家庭、理解自己。
理解「愛」有很多表現形式
思路清晰的黃惠偵坦言，確實一開始情緒仍然很複雜，但慢慢的，當角色必須轉換到導演的本位上，她開始能用別的角度來看父母親：他是一個男人、她是一個女人，而他們都是「人」，在這樣的社會氛圍、生活環境中，他們為什麼做這件事、為什麼有這些行為，原來他們也有他們的困難之處。
「事情發生是這樣，而我現在長大了，我已經找到一個和它共處的方式，我希望她（媽媽）也能放下，」黃惠偵說，尤其在自己也成為母親後，更能體會「媽媽不是萬能的無敵女超人，也沒有人應該是。」
花了將近20年的時間，拍攝自己與同志媽媽的家庭故事，之後更用文字清晰地記下這段生命歷程。她笑說，不知道媽媽到底有沒有把書整本看完，不過媽媽倒是逢人就炫耀說：「封面上這個是我！」黃惠偵相信，有些東西確實已經改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