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沛流離是她們的代名詞 中國底層婦女的故事


近幾年總是能看到許多報導說中國的經濟有多強,但事實上卻有一群人被這個世界遺忘了。(圖片來源/pxhere)

一場婚姻失敗就能擊碎一個女人蒸蒸日上的生活,這樣的故事在中國脆弱性極高的底層女性中尤其常見。

悲劇的細節總是不盡相同,但這種故事中最典型的一類甚至有制度性的基礎,受害女子們把自己命名為「農嫁女」:出嫁後的農村女子──她們從結婚之日就失去父親土地的繼承權,她們的土地權益歸夫家計算,但她一旦離婚,她就失去任何土地權益的要求權。這種現象源於受政府認可的「村規民約」,按照國家政策,村莊有權自行制定這類村內土地的分配規則,性別平等與否並不影響它的效力,而擁有決策權的村民大會一般由男性村民主導。

中國婦女因婚姻而失去土地的比例是男性的八倍

江南一帶的農嫁女們經常為討回土地抱團上訪,她們的集體簽名動輒有數百上千之眾。2010年的官方調查顯示,每五個農村婦女就有一個沒有土地,婦女因婚姻變動而失去土地的比例是男性的八倍。

葉海燕離婚時沒有心思考慮自己微薄的土地權益,她的當務之急是給年幼的女兒賺生活費。葉海燕狠狠心,把女兒留在湖北老家由母親照顧,自己回到廣西的另一座小城,重抄舊業,做卡拉OK小姐。但這一次葉海燕感到力不從心,或許是因為歲月流逝,自己已不再那麼年輕,又或許因為剛生產的身體仍然虛弱,她無法再輕鬆應對連續的熬夜和醉酒。脹奶時乳汁往外滲,她怕被客人發現,只能用紙巾墊在內衣裡,硬著頭皮灌下冰冷的酒。她覺得好辛苦,忍不住感傷自己怎麼落得這樣悲慘。二十五歲的生日,葉海燕在卡拉OK裡度過,她喝得酩酊大醉,打電話給自己的前夫,喊他老公,求他來看自己。酒醒後她只記得,電話那頭的男人,不斷掛斷她的電話。

葉海燕這次只勉強熬過了十五天,她一拿到工錢就離開卡拉OK,輾轉到廣西省會南寧找工作。她開始考慮自己的女兒,不願意將來她長大了,別人告訴她媽媽是小姐。

葉海燕夢寐以求的是一份能坐在電腦前的工作,她花點錢上了個打字培訓班,再花五十元買個文憑,就到小公司應徵當文秘。她用求職信打動老闆,告訴他自己是個單親媽媽,急需一份工作。到了真的要做文秘工作的時候,葉海燕就求助於剛剛流行起來的天涯社區,網友給她發來模版,她改一改交給老闆也順利過關。

不久後,葉海燕跳槽到一家大企業當文員,工資不錯,她就把孩子接到身邊,一邊帶孩子一邊工作,母女倆的生活雖然艱辛,但眼看就要步上正軌。隨後,湖北武漢一家醫藥公司邀葉海燕加盟,她辭職後才發現新工作就是到醫院裡推銷藥品,還得用自己的錢先進貨,她一下子又變得積蓄全無,還欠了不少錢。

中國的社會流動就像死水

葉海燕的打工經歷,是許多中國底層打拼者的寫照,他們努力做新的嘗試,期待自己能在連續躍遷後上升一個階層,卻是兜兜轉轉,得而復失,始終在溫飽的邊緣線上掙扎。在葉海燕離鄉打拼的1996年,最高收入者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者的四點一倍,四年後擴大到五點七倍。在2000年,低收入群體收入有所增加的比例低於10%。這反映在財富夢想的號召下,中國的社會流動性事實上極低,像葉海燕這樣的底層民眾在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屬於被拋棄的一群。

與此同時,底層打拼者們在報喜不報憂的主流媒體上看見的仍是「經濟發展形勢一片大好」,致富神話一個接著一個。這難免讓人產生仇富心理,以及現實不如預期帶來的「相對剝奪感」。

現實中,民眾與政府的衝突事件的確在急劇增加,在1993年全中國這類事件只有不到九千起,到2010年就超過了一年十八萬起。為了應對,中國政府從最高層開始設立「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這個小組最早成立於國企職工下崗潮開始後的一九九八年,很快與員警系統相結合。「維穩」這個說法隨即成為中國式統治的代名詞,從謝燕益、李和平身邊出現的監控,到推特網友遭遇的約談,以及上訪者被攔截遣返,都屬於這項對官員政績舉足輕重的政府工作的範圍。2010年,中國國家財政的維穩支出達到五千五百億元,超過了國防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