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婚姻失敗就能擊碎一個女人蒸蒸日上的生活，這樣的故事在中國脆弱性極高的底層女性中尤其常見。
悲劇的細節總是不盡相同，但這種故事中最典型的一類甚至有制度性的基礎，受害女子們把自己命名為「農嫁女」：出嫁後的農村女子──她們從結婚之日就失去父親土地的繼承權，她們的土地權益歸夫家計算，但她一旦離婚，她就失去任何土地權益的要求權。這種現象源於受政府認可的「村規民約」，按照國家政策，村莊有權自行制定這類村內土地的分配規則，性別平等與否並不影響它的效力，而擁有決策權的村民大會一般由男性村民主導。
中國婦女因婚姻而失去土地的比例是男性的八倍
江南一帶的農嫁女們經常為討回土地抱團上訪，她們的集體簽名動輒有數百上千之眾。2010年的官方調查顯示，每五個農村婦女就有一個沒有土地，婦女因婚姻變動而失去土地的比例是男性的八倍。
葉海燕離婚時沒有心思考慮自己微薄的土地權益，她的當務之急是給年幼的女兒賺生活費。葉海燕狠狠心，把女兒留在湖北老家由母親照顧，自己回到廣西的另一座小城，重抄舊業，做卡拉OK小姐。但這一次葉海燕感到力不從心，或許是因為歲月流逝，自己已不再那麼年輕，又或許因為剛生產的身體仍然虛弱，她無法再輕鬆應對連續的熬夜和醉酒。脹奶時乳汁往外滲，她怕被客人發現，只能用紙巾墊在內衣裡，硬著頭皮灌下冰冷的酒。她覺得好辛苦，忍不住感傷自己怎麼落得這樣悲慘。二十五歲的生日，葉海燕在卡拉OK裡度過，她喝得酩酊大醉，打電話給自己的前夫，喊他老公，求他來看自己。酒醒後她只記得，電話那頭的男人，不斷掛斷她的電話。
葉海燕這次只勉強熬過了十五天，她一拿到工錢就離開卡拉OK，輾轉到廣西省會南寧找工作。她開始考慮自己的女兒，不願意將來她長大了，別人告訴她媽媽是小姐。
葉海燕夢寐以求的是一份能坐在電腦前的工作，她花點錢上了個打字培訓班，再花五十元買個文憑，就到小公司應徵當文秘。她用求職信打動老闆，告訴他自己是個單親媽媽，急需一份工作。到了真的要做文秘工作的時候，葉海燕就求助於剛剛流行起來的天涯社區，網友給她發來模版，她改一改交給老闆也順利過關。
不久後，葉海燕跳槽到一家大企業當文員，工資不錯，她就把孩子接到身邊，一邊帶孩子一邊工作，母女倆的生活雖然艱辛，但眼看就要步上正軌。隨後，湖北武漢一家醫藥公司邀葉海燕加盟，她辭職後才發現新工作就是到醫院裡推銷藥品，還得用自己的錢先進貨，她一下子又變得積蓄全無，還欠了不少錢。
中國的社會流動就像死水
葉海燕的打工經歷，是許多中國底層打拼者的寫照，他們努力做新的嘗試，期待自己能在連續躍遷後上升一個階層，卻是兜兜轉轉，得而復失，始終在溫飽的邊緣線上掙扎。在葉海燕離鄉打拼的1996年，最高收入者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者的四點一倍，四年後擴大到五點七倍。在2000年，低收入群體收入有所增加的比例低於10%。這反映在財富夢想的號召下，中國的社會流動性事實上極低，像葉海燕這樣的底層民眾在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屬於被拋棄的一群。
與此同時，底層打拼者們在報喜不報憂的主流媒體上看見的仍是「經濟發展形勢一片大好」，致富神話一個接著一個。這難免讓人產生仇富心理，以及現實不如預期帶來的「相對剝奪感」。
現實中，民眾與政府的衝突事件的確在急劇增加，在1993年全中國這類事件只有不到九千起，到2010年就超過了一年十八萬起。為了應對，中國政府從最高層開始設立「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這個小組最早成立於國企職工下崗潮開始後的一九九八年，很快與員警系統相結合。「維穩」這個說法隨即成為中國式統治的代名詞，從謝燕益、李和平身邊出現的監控，到推特網友遭遇的約談，以及上訪者被攔截遣返，都屬於這項對官員政績舉足輕重的政府工作的範圍。2010年，中國國家財政的維穩支出達到五千五百億元，超過了國防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