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矛盾 「富」馬克思主義者VS.「窮」馬克思主義者


中國長期以來的「洗腦教育」,總有一天會產生「反噬」的問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作者簡介    

何清漣


1956年出生於湖南邵陽。少時經歷過文革,先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並在湖南財經學院、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離開中國,現居美國。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國的陷阱》(簡體版出於審查而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該書在中國及海外好評如潮,引起巨大影響,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此書榮獲1999年長江讀書獎,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其「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這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因其資料翔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
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現為美國之音專欄作家。

程曉農

上海市人,1978年入讀中國人民大學,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曾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1986-1988年任職於趙紫陽建立的經濟改革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綜合研究室主任,曾參與多項趙紫陽主持的經濟政策討論。1988年底應德國亞伯特基金會邀請,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西柏林工業大學經濟系任訪問學者。1990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隨後攻讀博士學位,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1997年至2009年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學術季刊主編。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常駐嘉賓。

從胡錦濤、溫家寶執政的第二個任期(2008年)開始,中國政治出現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即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的裂溝正在加劇擴大。

習近平執政以後,其主要精力被迫放在整頓吏治與應付十八大權力之爭的後遺症之上,對中產的民主憲政政治訴求採取嚴厲打壓,動輒以「尋釁滋事」罪名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腐壓力當頭,以不出事為最高目標,對農村地區的壓制反而有所鬆動,因此,底層政治中的民粹主義便興旺起來。陝西靖邊地區出現的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當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陝西靖邊的故事雖然沒有在中國引起大的轟動,但卻很能說明中國底層政治的發展趨勢。

2014年6月1日,陝西靖邊縣84戶400多名農民私自成立「分地工作隊」,測量並分配了與其他村組存在土地權屬爭議的70畝土地,參與的村民將此次行動稱之為「打土豪、分田地」。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兩點,一是這塊於1979年承包出去的地歸屬權有爭議,目前歸屬西峁組,但實際應該由東邦組、前溝組等四個小組共有;二是包括這70畝地在內的1314畝林地由西峁組村民王治忠承包,王治忠家有權有勢,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記者調查到的事實脈絡是: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該地土地歸屬經過兩分兩合,早在1963年即劃歸西峁;王治忠之父王建國於1979年通過口頭協議從西溝村組承包了1000畝荒地;1984年王建國、郝耀軍等7個人分別與西峁組簽訂了《承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這塊荒地,經過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這塊地如今已經成為林地。2008年以前,當地村民對此並無異議;直到2008年靖邊縣工業園區向楊虎臺村徵地,過去不值錢的荒地可獲大筆補償款,村民們才開始爭奪這些荒地的所有權,以期分到土地補償款。

王治忠父親承包該塊土地時,只是個普通農民,他家變成「有權有勢」的「土豪」,應該是承包土地後的事情。當地政府將此案判定為土地糾紛,是基於契約關係構成的事實。這類事情其實在中國農村地區非常普遍:荒地承包出去之時並不值錢,承包者經過多年的資金與人力投入,經營見效,進入收穫期,於是當地村民便開始要求變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為這類糾紛太多,中國政府於2009年出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希望為這類糾紛提供法律依據。

土地糾紛如此紛繁,其根源都在於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造成的所有權虛置狀態。對政府而言,所有權虛置狀態為政府侵奪農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讓政府擁有農村土地事實上的支配權;對農民而言,「集體所有」這一名義也同樣為他們覬覦他人財產、藐視契約權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決因徵地而引起的官民衝突以及農村頻發的土地糾紛,一勞永逸的方法其實就是土地私有化。第六章提到的所謂「農村社區重建」等事項,只有在土地私有化問題解決之後,才會有制度依託。

中共培養出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

中國政府近年推出的「新城鎮化」政策,是只顧土地財政需要的短視之舉。在就業本已非常艱困的條件下,農民失去土地,就會成為實質上的流民。

流民社會是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的社會基礎,但不是憲政法治國家的社會基礎。現在的流民與毛領導中國共產革命時期的流民不一樣,毛革命時期的流民主要是文盲;但現在的流民、失業者至少受過中小學教育,基本接受過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對於「剝奪剝奪者」那套理論非常熟悉。上述陝西靖邊縣84戶400多名農民私自成立的「分地工作隊」,幾乎就是土改時期的翻版。

中共當權者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識形態主流。以「剝奪剝奪者」的方式消滅有產者,實現社會公平,是馬克思全部政治理念的核心;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與專政理論必然通向三個壟斷,即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其結果必然養成新特權階級。這一結果,蘇聯共產黨無法避免,所有其他的共產黨國家也無法避免。

中共曾借經濟改革暫時擺脫了危機,但權貴官僚集團利用權力搶錢,又造成了新的危機。目前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矛盾,其實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統治集團)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社會底層)之間的矛盾。富「馬克思主義者」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堅持,只是為了維持政治合法性,因為捨此無以抵禦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因此他們並不在乎自己的真實行為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及毛澤東思想等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背道而馳。

20世紀上半葉,中共革命為了動員文盲居多的「泥腿子」,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本土化,變成琅琅上口、易記易誦的口號。其中「打土豪、分田地」這句口號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最容易深入人心,因此成為動員社會底層參加革命時的第一口號。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其意識形態仍然沿襲當年革命黨時期的特點,繼續灌輸這類思想。如果說,當年中共的土地革命與土地改革,需要對群眾充分動員與教育,才能讓他們認識到剝削有罪,「剝奪剝奪者」是神聖的革命,那麼,今天中國的底層社會根本不需要再重新灌輸這類理念。

紅色中國的底層民眾,自小通過學校教育、電影電視文學作品等無處不在的浸染,早已將「底層神聖」、「打土豪分田地」、「剝奪剝奪者有理」等馬克思、毛澤東的革命口號內化為社會價值觀的一部分;加上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權貴資本主義」特色,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貧窮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貪官汙吏們的剝奪所造成,既然你們當官的能用權力搶錢,我們窮人就要用暴力將錢搶回來。

執政集團與流民、社會邊緣人的對立

在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洗腦體制下,中國青年所具有的政治常識,主要來自中學與大學的政治教科書,而這些教科書所介紹的全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再加上鄧小平理論及現任領導人講話。因此,窮馬克思主義者這種中共掘墓人,其實是中共自己長期培養出來的。

中共執政集團在執政大半個世紀之後,仍然不脫「革命黨」本色,不僅堅決拒絕還權於民,而且強調自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合法性,不斷強化它那套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時的革命話語體系,並通過教育系統與宣傳系統全面灌輸以「剝奪剝奪者」為核心的暴力革命理念,一代又一代的掘墓人就是這樣造就出來的。

中國現階段已經形成一條巨大的政治裂溝:裂溝的一邊站立著「富馬克思主義者」(執政集團),另一邊站立著窮馬克思主義者(流民、社會邊緣人),兩者利益上嚴重對立,價值觀方面卻共享相同的紅色意識形態。執政集團堅持的是自身「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要維護既得利益;而底層社會所追求的則是奪取前者的權力和財產,要「將自己失去的奪回來」。

前者堅稱,自己是全體人民包括社會底層在內的當然代表,在為人民「看守民財」;後者則認為,我們民眾的資產早被你們奪去了,我們如今要革命,要分你們的資產,就像當年毛澤東領導的紅色革命一樣,重新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